雜談

        各位網友：有網友希望我將今年一月底二月初寫的「中國經濟奇跡四十年背後的深層原因」以及「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再貼一次，徇眾要求再貼一次，這祇是一種觀點，望各位網友指點。

                                   謝謝各位

        「中國經濟奇迹四十年背後的深層原因」(之一) – 集裝箱運輸

        上了年紀的朋友一定記得，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是看不到今天我們的習慣見到的集裝箱，當時的運貨卡車，車頭後面就是裝貨的平台，三邊有鐵的圍板圍住，貨物打包吊上平台之後還要設法綁紮固定，如果下雨還要用油布遮起來。1960年在美國加州有一家大的運輸公司，有上千輛卡車，從事在美國西岸由南面聖地牙哥到北部俄勒岡州的運輸，老闆每天都在想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他第一個念頭就是將裝貨四週的平台用安裝波紋鋼板並裝一個頂，本身就是一個結實的防雨的結實的箱子，貨從後門裝卸，裝完以後鎖上後門就可以走了，省卻很多固定包紮等工作，卡車的裝貨平台長度是標準的，二十呎，圍板的高度是八英呎，後門的寬度是八英呎，就是今天我們見到的貨櫃的前身。

        這個老闆又想到整個運輸路線都是沿着大西洋海岸的，何不用一艘船裝着貨車航行到目的地碼頭讓貨車從船上開走，省掉幾千輛行南北來回跑的柴油，這個構思也得到很大的成功，他的運輸公司成本比別人低很多。

        過了一年，這老闆又想到將卡車拖頭開上船是多餘的，祇有一箱貨下面有一個車架就可以了，到了碼頭從當地開一架拖車頭上船將箱和車架拖下來就可以了。又過了一段時間他又想到箱下面的那個有輪的貨架也是多餘的，到了目的地將裝貨物的箱從船上吊下來放在來接貨的拖車上不就行了？這樣就成了今天我們隨處可見的集裝箱了！

        隨後全世界的運輸都向這個方向發展，今天最大的集裝箱船可載8000個20呎標準箱，到了碼頭由計算計控制的吊車一小時可以吊下50個貨櫃，下面拖車等着，直接送去客戶門口，現在更在發展無人的碼頭，一切都自動化操作。

        有很多很多統計數字，運輸從散裝到貨櫃化，成本降低了95%！

        正因為運輸成本的降低，在生產成本中勞力成本及其它成本，例如土地租金，變得比重大增，工廠開始由高生產成本向低成本生產地區轉，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中國，發達國家也得益不少，從上世紀80年代迄今，四十多年全世界通脹極低，背後最重要一個因素是中國的平價勞動力進入世界的工業產業鏈！其它的因素下次再談！

        「中國經濟奇迹四十年背後的深層原因」(之二)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新中國經歷了很多次政治運動後，到1958年更是大搞「三面紅旗」，農村裡的「集體化」運動嚴重傷害了農民勞動的積極性，農村經濟已是凋敝，但領袖得到的可能是不同的信息，他推動體化更進一步，大辦人民公社，農民手中小小的一塊「自留地」都要交出來，結果是農業失收，飢荒蔓延。59，60年代餓死了四千萬人，報紙上還在吹噓畝產糧食十幾萬斤！

        休養生息了幾年，1964年領袖又漸漸站到台前，並在1966年以非常規的手段發動「文化大革命」重奪大權，接着的十年，就是「階級鬥爭為綱」，不停地鬥來鬥去，幹部鬥幹部，群眾鬥群眾，打倒這個又打倒那個，全國陷入一片混亂。到七十年代末鄧小平復出，中國經濟一片斷垣殘壁，人民生活困苦。

        鄧小平提出發展經濟是硬道理，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中國迫切需要資本，技術和管理，但中國開放，並不等於外資就會進入，中國資源貧乏，沒有高品位的鐵礦，石油蘊藏量很小，自己用都不夠，森林耗盡，中國社會貧窮，也沒有消費市場，唯一優勢是人口眾多，勞動力廉價。

        八十年代初中國工人的收入是美國工人收入的3%，是香港工人收入的十分之一，當時開始發展「來料加工」。

        當時政府總理趙紫陽很清楚這個現實，他提出的口號是「經濟兩頭在外，立足中國」，兩頭在外就是原材料從外國來，產品外銷去外國。

        各種各樣加工廠如雨後春筍在中國建起來，最早進入中國的是香港的紡織製衣業，外資的一切投入包括機器設備，土地租金等等，全部用加工費抵銷。

        隨着香港商人投資的成功，台灣資本，華僑資本，日本資本，歐美資本相繼進入中國，中國迎來了經濟起飛，每年GDP增幅都在10%以上。

        外資到中國來，不但帶來了資本，技術，管理方法，還帶來了外國的市場。譬如一家美國的自行車生產商，本來工廠在美國，銷售的市場也在美國，現在閉掉了在美國的工廠，遷來中國，產品依然是銷去美國的。

        而聰明的中國人在那家美國工廠工作的，很快就學會了相關的技術，也掌握了美國市場的買家，而這個聰明人就自己開一家一模一樣的廠，成本更低，產品款式轉換更快，最後可能將那家美國工廠擠出了市場，中國開始積累自己的資本和技術。

        「中國經濟奇迹四十年背後的深層原因」(之三)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農村的情形是十分悽慘的。

        當時中國的農村人口大約有十億，但中國已開墾的可耕地大約祇有15億畝，也就是每個農民可耕作的土地祇有很小一塊。在福建浙江這些人口密集的省份，每個農民能耕作的土地不到一畝。

        1949年建國初期實行土地改革，均分了農村土地，但當時沒有明確法律說土地所有權是屬於農民的。至50年代中政府發佈了法令，全國土地，包括農地全歸國家所有，所以農民是一無所有，多年來的集體化，還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工作的時候大家都偷懶，不種地，自己何必出力？別人會把工作做好的！更進一步，作物長在地裡是集體的，還不知能分到多少？偷回家去才是自己的，所以未成熟的作物，每天都被偷走一些，到收成的時候田地裡哪有作物可供收割？這種情形到「人民公社」的時候達到巔峰，未實行「人民公社」時農民還有一小塊自留地，那是精耕細作，還能收成一些東西，「人民公社」自留地也歸公，大家吃大鍋飯，但很快就沒飯吃了，造成了大飢荒，壞的政策教壞了人，損害了生產。

        總之在改革開放前夕，中國農村陷入了赤貧狀態，當年流傳「家中有三個大姑娘，但祇有一條褲子」的故事描述了當年農村的貧窮。

        集體化，公社化這條路實在走不下去了，早在四人幫倒台前，早在鄧小平復出前，趙紫陽，宋平等主政的一些省里已經同意更改制度，不搞集體化了，「搞包產到戶」重新分田，各家種各家的，中國農村才有起色，也祇不過是吃得飽飯而已。

        自從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祇要能改善人民生活，能提高生產力就是好政策，也就是所謂白貓，黑貓能逮住老鼠就是好貓，農村經濟才開始發生深刻改變。

        首先加工業在中國蓬勃發展，大量的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這立即減輕了土地上的人口壓力。從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大約有兩億多農村人口移出，成了工廠工人，他們還將收入寄回農村，農村的經濟狀況大幅改善。

        其次，江澤民和朱熔基政府作出一重要政策決定，農地雖屬於國家，但國家賦與在耕作的農民土地租賃權，這個租賃權可以繼承，傳給下一代，也可以有價轉讓。

        本來農民困在土地上，而土地沒有市場價值，租賃權可轉讓，農地有價有市，就是一筆巨大財富，離鄉到城裡務工的農民就將土地使用權轉讓給留在村裡有經營能力的同鄉，甚至有城市裡的大公司出了資本來農村承包大片土地，形成新的農業合作社，由內行的人領導，懂農村，懂經營，他們引進機械平整土地，引進新品種，搞高收益種植，搞精細農業，搞飼養業。

        一畝地如果蓋起暖棚，種植瓜果蔬菜，收益可以比種一般作物高出幾十倍。

        一畝地如果用來養豬，養雞，飼料進口收益則更高。

        有些合作社在專家能人的帶領下，他們可以用抵押租賃權集資，購入機械設備，在湖裡養魚，淺水處養珍珠蚌，甚至在沿海適宜地區圍網養魚，規模之大已令世界側目。衛星圖片上可以看到遼寧，福建外海規模龐大的飼養場，可以稱作海上牧場。

        正確的政策，可以鼓勵人民致富。

        雖然中國可耕地有限，但現代技術，祇要有陽光和水和肥料，什麼奇迹都可以創造出來。

        「中國經濟奇迹四十年背後的深層原因」(之四)

        七十年代末，鄧小平重出掌權，當時中國的農業由於多年的集體化運動，令本已落後，貧困的農村經濟崩潰，發生了大飢荒，農村的很多地方陷入了赤貧狀態，在上一篇中已經提及。

        當時的工業也是同樣的陷入了絕境，所有企業都是國家的，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做不做三十六」是當時最流行的一句話，努力工作或偷懶，工資都是三十六元，工廠企業還有利潤的。譬如一些公用事業，發電廠，自來水公司，盈利都以福利獎金的形式私分了，而絕大多數企業都是虧本經營向銀行借錢發工資，企業跟企業之間互相拖欠，形成所謂「三角債」，由於生產沒有發展，每年新增勞動力就硬攤派到每們企業中。到文革期間年青人已沒有城市的工作崗位，就把他們塞到農村中去，就是所謂的「上山下鄉」，而農村並不需要他們，產生了骨肉分離的很多悲劇。

        鄧小平上台以後，原來的集體化農業和計劃經濟已經走進死胡同，因此提出了「改革開放」走一條新的路，雖然外資已經開始進入，但當時中國仍是沒有私有經濟的，但一千多萬上山下鄉的青年如何安置成了頭痛的事，必需要讓他回城，但城裡沒有工作崗位，於是中央決定讓他們回城並「自找出路」，許多回城青年開始擺攤經商開始做經紀，把鄉下的農業產品販運到城市裡，這是1953年以後又首次出現的「私營經濟」！

        鄧小平說「改革開放」是「摸着石頭過河」，他也不知道如何由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其間引發了高通漲，引發了群眾不滿，引發了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後由江澤民接棒，江引荐了朱熔基，朱先做五年副總理，接着做了五年總理，在江朱執政的十年裡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朱將省級以下的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大多數情形是由當時的管理層接下，管理層搖身一變，從國企高管變成私企大老闆，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立即得到發揮。記得有一家我很熟悉的國企，國家投資了二十億，建成後運作正常，但年年虧蝕，十六年沒有交過一分錢稅，私有化第二年該廠繳稅了，亂發獎金，亂發福利，領導小金庫這些問題自動消失了，國企無效率，互欠「三角債」，這些問題都解決了。

        朱熔基總理任內更賦與農民農地租用權，租用權可繼承可轉讓，農地有了市場價值，農民得到一筆財富，土地可以轉讓，這一政策為中國今天農業的現代化創造了條件。

        接着，批准外資可以100%擁有企業，又允許私人創業，朱總理在任內，利用赤字財政，國家開始建高速公路網，電訊網，完善鐵路網，那是「改革開放」的黃金十年，才有了今天中國GDP世界第二的成就，人民生活也迅速改善，朱總理功不可沒。

        但是黨內保守派批評「改革開放」從未停止，認為這樣繼續下去中國將走向資本主義，而中國的政治體制也沒有變，政府要掌控一切的努力也從未停止。

       「中國經濟奇迹四十年背後的深層原因」(之五)

        中國需要外國的資本，技術及企業管理的經驗，要引進這些東西，當然要跟發達國家搞好關係，鄧小平當時留下了一些指示。

1)    外交上最重要的是對美關係，一定要跟美國搞好關係。

2)    外交上中國不再爭取做「頭」，這個「頭」指的是做第三世界的領袖，想做第三世界的頭就很可能跟美國發生衝突，而且做「頭」是要付出重大代價的，不符合中國的利益。

        這一條後來就被濃縮成「韜光養晦」，在當時絕對是正確的外交路線。

        今天的中國外交被人稱為「戰狼外交」，國際形勢不一樣了，中國國力不一樣了，我不敢批評今天中國的外交政策，但確實跟鄧的遺訓不同了。

3)     鄧的遺訓提到台灣問題，他說在他的一生中看不到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性了，留給後代。他說時間在中國大陸這一邊，他又再三提到台灣問題要用和平方式解決，關於這一點沒有正式的官方的記載，留在這裡供網友參考。

        鄧以至後來江，胡時代都遵循這一外交路線，保障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保障了中國進入WTO，中國才有了今天的成果，成了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

        近年我們曾高調地發佈「千人計劃」，要從海外招聘第一流的華裔科學家，結果是招來外國的疑慮，對這些科學家的處境造成困惑。

        我們又高調宣佈「中國製造2025」，似乎我們中國的製造業和工業要獨步世界，結果招來了西方的科技封鎖。我們又高唱中華民族的復興，身為中國人可能有小小振奮，但看在外國人的眼裡就有點狹隘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的日本和德國都宣揚過民族的優越感，換來的是什麼？

        外交必需務實，一切舉措不圖虛名，要看是否符合國家利益，低調默默地幹，少得罪人，少充大頭才是正確。

        正確的外交政策，讓世界認識到一個和平的，友好的，沒有野心的，理性的中國，廣泛結交朋友，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經驗獲得奇迹般的進步的保障。

        「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1 )

        一連寫了五篇介紹「改革開放」四十年的成功和背景，現在的年青朋友，特別是香港的年輕朋友，很難理解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社會的情景的。1959，1960年「大躍進」失敗，「人民公社」失敗，農村裡餓死了四千萬人。1978年「文化革命結束」，當時中國沒有一個有錢人，經過多次政治運動，「公私合營」，以前的地主，富農，城市裡的官僚資本，民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全被打倒。到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在全國掃四舊，抄家，僅有的略為富有的人家也洗劫一空，大概全世界找不出一個跟中國一樣的國家，沒有一個有錢人。

        國家也不富裕，所有企業，銀行全都是國有的，效率低，解放初，一個熟練技工工資大約有80元/月，到1960年，一個大學畢業生，工程師，在上海北京這樣大城市工作，工資是56元/月，因為生產沒有發展，每年從學校出來的年輕人需要就業，就被指派到現有的企業中去，大概每個工作崗位都至少有三個人在做，大家都窮，但大家都不做事。到1968，1969年，中學畢業生沒辦法安排城裡的工作，就把他們塞到農村去，旗號是「知識青年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城市家庭骨肉分離，農村也不需要這些青年，造成很多悲劇。

        鄧小平復出，掌握權力以後，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現實，農村中集體化徹底失敗，一些地方還要偷偷地恢復單幹，美其名叫「包產到戶」。城市裡，國有經濟跟計劃經濟也失敗，全國陷入深度貧困，外交上自我封閉，對外國的進步一無所知。

        就是在這種前面已無路可走的情況下，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政策」，當時左的教條主義的反對聲音還是很大的。鄧提出不要辯論，不問姓社 (會主義)，姓資 (本主義)，祇要能促進生產，改善人民生活就是好政策，他又提出，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

        中國才從絕境中走出來，改革發展的康莊大道，靠十幾億人流汗流血，才創造出今天的經濟奇蹟。

        其間有一些不該遺忘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明天再講。

        「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2 )

        【前總理朱鎔基的重大貢獻】

        朱鎔基生於1928年10月1日，畢業於清華大學，1957年被打成右派，停了共產黨黨籍20年，1983-1987年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1988-1991年任職上海市市長，1993-1998年任職國務院常務副總理，1998-2003年任職國務院總理。

        他任職的時間，正是「改革開放」的新政策「摸着石頭過河」的時期，在他任內，「改革開放」的路越走越寬，中國經濟和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應該還是有很大的反對勢力的。朱說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他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又說過他準備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所以總理的位置是不容易當的，也可以想像當時政壇上鬥爭的激烈。

        從1956年開始，直至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是沒有私有企業的，農民偷偷地在國營菜市場門口賣幾個雞蛋都是犯法的，可以扣一頂大帽子，「走資本主義道路」。

        改革開放初期，這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就是私人可不可以經商？

        1979年國務院允許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返原居城市跟父母團聚，但當時城裡已經人浮於事，沒辦法安插返城的青年工作，於是政府又允許他們「自謀出路」，他們中的很大一部份人開始做小商小販，中國又開始有私人經營。我認識一位青年，家在上海，「上山下鄉」其間去了蘇北如皋鄉村插隊，那是江蘇省最窮困的地方，農民肥皂都買不起。這位青年回城以後也沒工作，去當時工商局領到一張小販牌照，他就每天搭公車去如皋，向熟悉的當地農民收購鴨子，搭晚班輪船，次日凌晨回到上海，擔子裡挑着二、三十隻鴨，賣給菜場裡的攤檔，漸漸賺到些錢，請人一起幫他做，兩、三年以後，他買了一架保鮮的塑膠袋包裝機，在如皋開廠，將鴨做成鹽水鴨，包裝起來銷到全中國。他還引進良種鴨，設孵化場，鴨苗無償派給願意養的鴨農，生意越做越大，在上海置業，投資，這位青年不但自己富了，還帶動整個村子養鴨致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許多人致富，故事都是差不多的，私企在蓬勃發展。

        當時外資進入中國，是由「來料加工」這樣的形式開始的。外資的投入是機器設備 (很多是舊的二手設備) 和原材料，加工完成後產品出口外商的投入就從加工費中扣除，中國工人的汗水，換來了設備技術和營商的經驗和知識，隨着加工貿易的成功，很多外商來華設廠，本來政府有規定，合資廠外方祇能是小股東，但為了吸引外資，這規定漸漸放鬆，外資持股100%都可以。在朱總理任內各城市，各開放口岸都設立經濟區，眼見着外商蜂擁而來，許多經濟區都從一幅平地，變成工廠林立。

        這是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中國最常見到的現象，經濟一片蓬勃發展。 (待續)

        「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3 )

        【前總理朱鎔基的重大貢獻】

        到八十年代末，經過近十年的改革開放，私人企業已經展現出活力，但國企仍深陷泥沼，經營沒有效力，絕大部份國企是虧本經營，出工資的時候，就由「領導」出一張白條向銀行借，進入九十年代，中央決定將所有省級以下的國企全部私有化，主要方式是讓管理層來經營，管理層一下子由國家幹部變成私企老板。國企私有化以後，濫發獎金，濫發福利，領導吃吃喝喝的「小金庫」，這些屢禁不改的毛病，突然就自動消失，企業要講效益，要有盈利，為私為公都要千方百計搞好企業，而且私有化以後，原來的計劃經濟的管理沒有了，企業可以自謀出路，這一措施極大地激活了中國經濟。有點年紀的港人應該都有印象，九十年代突然多了很多有錢的大陸人來港消費，原來很多人成了老板致富了。

        朱鎔基在農村也進行體制的大改革，給予農民土地的租賃權，租賃權可以繼承，可以有價轉讓，土地有了市場價值，農民突然就有了一筆財產，這一點我上幾篇說過，不再說。

        朱鎔基在任的時候，還大力發展國家的基礎建設，全國的高速公路網就是那時開始建設的。中國八十年代前沒有高速公路，現在已是全國貫通了。他又完善和新建鐵路網，通訊網絡，中國開始現代化了。

        朱鎔基退休以後仍受到不少批評，但他都置若罔聞，但有人批評他是「赤字總理」，他忍不住了，反問批評的人，如果現在要建相同的工程要花多少錢？沒有這些基建中國經濟能有今天的規模嗎？質疑的人啞口無言。

        說起此事，還有一個故事。大約1963年秋，當年我還在北京念大學，有一天學校通知開全校大會，有喜事通知，結果那天校長在大會上宣佈重大喜訊——中國現在既無內債，亦無外債，是世界上獨一無二取得這樣成就的國家，當時大概挺住了大飢荒還償還了前蘇聯的抗美援朝時的軍援債。

        這樣的理財理念是保守的農民持家的觀念，一個大國的財政部如此理財，豈不是令人啼笑皆非？

        「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 4 )

        朱鎔基在2003年卸任總理，以後的十年裡，從2003到2013年，就似乎沒有什麼大刀闊斧的「改革」。記得曾經討論過將一些國企巨無霸拆解，譬如中石化這樣的公司，將它的加油站業務從總公司分出來獨立上市，進一步可能將中石化，中石油的管道輸油輸氣業務獨立上市，這樣可以增加行業的競爭，國家也可以收回大筆資金，但這種討論沒有了下文。另外，當時報紙上也有討論，開放更多行業讓民企進入，國企董事局增加獨立董事，如有民企入股，則民企代表可進入董事局，但這些討論同樣沒有下文，什麼都沒有做。但當時政府是將發展經濟放在第一位，中國經濟仍能高速增長，而許多私有化的國企，以及本來的民營企業，籍着中國的龐大市場很快由中小型企業發展成國際一流的大規模企業。

        2013年以後，政府的政策很微妙的出現了改變，有不少評論指出「國進民退」，國有制企業得到扶助，民企的影響力退縮，甚至有評論認為「民營企業已經完成歷史使命」，政治路線正確，似乎比經濟發展更重要。到了2022年，年初時突然停掉了教育輔導行業，涉及的多是民企，有些還頗有規模。政府又制定了「三條紅線」，踩線的民企發展商銀行都停止貸款，預售樓款也凍結，要交樓才能動用，民企要發新債還舊債又不批，上市增資也不批，大批民企發展商資金鏈斷裂，雖說央行出面貸給商業銀行，由商業銀行貸款給國資發展商，再由國資發展商來收購民企的資產，中間不知多少血淚故事。

        但經濟能不能發展關乎到人民生活能不能改善，國家實力是否強大，發展經濟應當繼續受到重視。

        接連寫了九篇「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很膚淺的看法，跟各位網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