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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onald 在 AI投資 |
 | Wahning 在 對歐盟的觀察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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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John 在 再談美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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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hning 在 內部嚴重分裂的多個社群, 為什麼會成為一個國家? |
張先生：執筆茫然，不知該寫什麼？您著作的「活在毛澤東統治下」那本書，有一句話常常出現「為甚麼我們活得這麼苦？」可哀是那一代的中國人。
此所以, 老一輩的長者時時都有憂患意識.
年青時受的苦, 生命中的痛, 到現在惡夢依然不能揮之不去.
我公公就是節儉到你驚, 也許…他確實痛過又痛…不敢忘記過去.
不像张先生的经济评述呀，非常直接的东西，原因只是权吗，我是没有感受到过原来的年代，或者是国内知道的真相太少了。
張先生的切身感受, 使我明白文革的始末, 非常痛心; 幸好你與家人終於能逃離魔爪, 來到香港, 有幸在網上, 分享你的高見, 非常感謝!
今年秋天，香港城市大學邀請白樺作訪問學者；到港後，作家聯會又邀他參加座談會。席間，白樺用上述故事向香港作家總結自己的寫作生涯。
在此之前，本報記者有幸在城市大學獨家訪問了他。
1980年，白樺的小說《苦戀》被改編成劇本《太陽與人》。裡面那句對白「你愛國家，國家愛你 嗎？」讓他背負了說不出的壓力。今年七十五歲的白樺說起二十多年前的那件事，有種自己被斷章取義、被竄改的無奈。他說，那句台詞，本是故事主人公的小女兒 要出國時對父親說的，並不是主人公的話。而且，他的原文是「國家」，而非「祖國」，它們涵義不同。這句台詞傳到鄧小平那裡，已經變成了「我愛祖國，祖國愛 我嗎？」
兩字之差，意思完全變了。
捲入文革的風雨
其實，在八十年代以前，白樺就已經嚐到了生活被扭曲的滋味。他早年參加解放軍，1950年１月，雲 南昆明解放時，他們前衛部隊最先入城。後來駐防蒙自，在中越邊境的紅河和國民黨軍隊打了最後一仗。但共產黨地方政策出現失誤，組織徵糧隊——包括昆明的大 學生和中學生——到少數民族地區徵糧，引發不滿。國民黨軍隊利用矛盾，重新佔據了若干市鎮。白樺所在的部隊再次把國民黨軍隊趕跑後，知道了要鞏固政權，軍 民關係必須作好。白樺被隻身派到村寨裡去組織村民聯防，從那時起，他開始寫作。
軍事衝突仍在持續，他被獨自派駐在一個地區工作，善良純樸的村民自發地保護著他。後來他寫了我們父輩非常喜歡的《山間鈴響馬幫來》，就源於那段時間、他跟著馬幫往來駐地與師部之間的生活體驗。
數十年後，他說到雲南時，有一句是：「那裡的人民是可以託付生死的」。
外面的世界卻險惡。1955年白樺被調回北京，兩年後被打成右派。1964年被軍隊收回，被調往武漢軍區。兩年後文革開始，從那時起他就沒有自由了。
文革中，武漢是武鬥最激烈的地方，就算是軍人，他也沒少吃苦頭。
但為自由故
大概因為有這種生活經歷的比對，所以白樺說，他反對虛假的現實主義和虛假的浪漫主義。具體所指是甚 麼呢？白樺說：「過去我們有過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革命現實主義，把一切納入階級鬥爭；革命浪漫主意，則是隨意改變生活本質。這些東西直到現在還 影響著人們，有些作品不符合巴金先生『要說真話』的名言，粉飾、扭曲了一些東西。雖然不能說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但那些確實不是作家真實的個人感受。」
甚麼是虛假的革命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呢？白樺舉了革命樣板戲的例子。「當年的樣板戲，對我們這代人是很恐怖的，那是恐怖生活的伴奏音樂。」八套樣板戲中，白樺印象最恐怖的是《紅燈記》，裡面只有階級腔調，沒有親情。貫穿下來，文革很多批鬥大會上，多是放映《紅燈記》。
白樺很奇怪，這些樣板戲的作者，有的是原本個性鮮活、情感豐富的人，例如汪曾祺。或許，自由——哪 怕是最小範圍裡的自由——對人太重要，人願意為它犧牲或妥協原則。樣板戲編寫組簡稱「板兒團」，進入板兒團，就可以享受特別待遇，不受階級鬥爭影響，有肉 吃，有日常供應，還有津貼，走到哪裡都很受尊重，因為他們代表了階級立場的絕對正確。
「我們生活在一個空間裡，半個世紀來，幾乎每年有一個新的框框。對作家來說，不自由中的自由不行；不自由中的不自由，更不行。」
談到高行健時，他作了一個比較。「高行健離開國家後，心裡的陰影很少，內心自由的。在法國，他從思想到語言都是自由的，文學必須是自由的。」
「高行健的作品也有變化，《車站》和《野人》，已經開始接觸荒誕，但還未超出西方既有的。他的作品中，西方文學形式介入到東方，特別是中國的生活中，他對中國進行過深刻的思考。」但白樺也說，現在海外一些作家很眷戀自己的國家，他們對自己的土地有一份眷戀。
除了自由，白樺認為文學還要有一種「重複」和「改變」之間的互動。在一個階段中，作家總在重複自己，當自己不能滿足自己時，可能就會有所改變。走出以前的生活，作者就會更成熟、站得更高。
他舉了巴金的例子：「巴金到了法國才成為巴金。就像《家》，那是他離開了，到了法國，才能看清的。年輕人視野寬闊後就會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