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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醫學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 2 )

        從關羽復生講起,如果今天他像當年一樣中了毒箭,真是找不到中醫替他開刀了。唯有西醫才可以救他。
 
        中醫在二千多年的時間裡,沒有發展出解剖學。在野史小說中曾見到強盜殺人剖腹取出心肝煮醒酒的記錄,但中國的古文獻中從來沒有為科學而進行屍體解剖的記錄的。我們現在關於人體構造的全盤知識,都是西方傳入的,中醫學沒有解剖學,我也不太清楚今天學中醫的學生是否需要學人體解剖學。
 
        中醫也沒有病理學,各種器官疾病是如何引起的?如何侵襲人體?器官發生什麼樣的病變?中醫也是不知道的。現代的某些中醫也許知道一些,但他的知識也是從西方醫術那裡學來的。
 
        中醫也沒有細菌學,病毒學。不要說顯微鏡,電子顯微鏡,中醫甚至放大鏡都是不需要的。
 
        更不必提起免疫系統,那是什麼東西?中醫對此沒有一絲一毫的概念。
 
        我不想挖苦中醫,在這些醫學的最基本的方面,中醫從來沒有進行過探索。

中華醫學存在著嚴重的問題 ( 1 )

        我們民族的古老文明,在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醫學-是嚴重地落後了。
 
        因為想到了這個題目,我想到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假定關羽又名關雲長,又稱為關二哥或者關帝爺或關聖的我們的大英雄,今天復活了,他又中了敵方的一支毒箭,當時有神醫華佗替他「刮骨療治」,現在呢?我們還能找到一位中醫替他治療嗎?華佗替關公療傷,成了民間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華佗想替他用麻醉劑,但關雲長認為不需要,一邊與人下棋,一邊讓華佗替他動手術,切開皮肉,剔除腐肉,刀刮在骨上,屑屑有聲,但關雲長毫無戚色,真是大丈夫也!
 
        今天還能找到一位中醫替他療傷嗎?答案是不行。中醫中藥在過去二千年裡好像沒有什麼進步?這是事實嗎?

漫談香港政制 ( 6 )

        假定所謂的「泛民主派」團結一致,產生一個有威望的領袖,在香港基層有眾多成員,(我覺得出現這樣的可能性的機會是零)。假定「泛民主派」有了管治香港的實力 (我覺得這也是不可能出現的情形),那麼,香港是否離雙普選近了些呢?我看恰恰相反。「泛民主派」的力量愈強,我們離雙普選也愈遠,香港政制改革的主導權在北京手裡,在今天的政治環境下,北京極不願意見到在香港出現一股不受控制的政治力量,也不會允許這樣的力量在香港執政,香港的政制邁向更民主化,就是民主派與北京兩股力量的搏弈。   
 
        香港的所謂「泛民主派」在議會裡一部份人是「民主黨」人,一部份是「公民黨」人,另有一些小黨派及獨立身份人士,這些人各有理念且自視甚高,看不出來有任何人能脫穎而出,成為他們共同信服及擁戴的領袖。而近年來香港經濟向好,政府施政也沒有明顯缺失,「泛民主派」甚至沒有了表演的機會。在最近審議「兩鐵合併」的草案時,「泛民主派」的表演十分拙劣。過去爭拗的年代,曾經出過風頭的一、二位「泛民主派」的元老,近兩年來也相繼淡出政壇,現在的「泛民主派」給人的印象是各自為政,不成氣候。
 
        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泛民主派」的內部再發生分化,或且又有更多親政府,親北京的中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出來參政,在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認為能按照預期的結果選出議員,選出特首時,雙普選就接近了,這一段時間有多長,相信現在也是無人能知。曾特首曾在他的競選綱領中提出,爭取2012年雙普選,相信他也是看準了現在政壇的大形勢。
 
        最近慶祝香港回歸十週年,吳邦國委員長強調特區政府的權力都是中央授與的,並沒有「剩餘權力」這一個概念。胡錦濤主席強調先有「一國」,才有「兩制」,當然都是有的放矢的,不希望有野心的一些「民主派人士」有幻想。
 
        香港的政制,無論是現在的政制,還是將來有了雙普選的政制,都是有限度的自治。
 
        過去,在中國大陸動亂不絕的一百多年裡,有一面英國旗保護了香港,保持了百多年的發展和繁榮。今天,回歸祖國了,祖國政治穩定,經濟強盛,香港人又因「一國」而得益非淺,可以說是香港的「地運」極佳。我們要珍惜我們已經得到的自由、法治和民主,看清楚我們實質的利益,避免無謂的爭拗。
 
        除了在台前的「泛民主派」之外,我們並不知道或認識在「幕後」的「民主搞手」。我的經驗是不要信任政客,煽動跟北京對立是不符合我們港人的利益的。

漫談香港政制 ( 5 )

        這幾天正好慶祝回歸十週年,又是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胡錦濤主席親自南來,監督特區新政府的宣誓儀式,又檢閱了駐港解放軍部隊,宣示中國對香港的主權。
 
        所以,很清楚地可以看到,特區政府的首長及整個班子,都是要經過中央任命的。
 
        曾特首是不折不扣的「港人」,所以我們已經有了「港人治港」,我都是很支持曾蔭權為代表的對香港的管治的。有人會有不同的看法,認為曾是北京欽點的,要聽命於北京,但這是我們今天必須接受的現實。
 
        我們缺少的是雙普選。雙普選是否對港人來說很重要?我們能得到雙普選嗎?
 
        假定現在就已經有雙普選了,假定選民選出了梁家傑大律師做特首,是不是會比曾蔭權做得更好呢?我認為恰恰相反,那將帶了很多的麻煩,說得再嚴重一些,可能會帶來災難。    首先梁根本沒有施政的經驗,沒有在公務隊伍中的人脈關係,也沒有一套有聲望的,有經驗的參謀班子,他根本不可能「做好特首這份工」。
 
        其次,他會面對討好選民還是聽北京的話,這一個天大的矛盾。如果選擇討好選民,隱隱地就有跟北京對抗的意思,這對香港來說肯定非福是禍。
 
        所以「循序漸進,均衡各方利益」這句話的精妙含義就在這裡。

漫談香港政制 ( 4 )

        如果沒有1997年回歸的議題,香港也許仍將在英國殖民統治下一段時間,總督管治「行政主導」的政制仍將繼續下去。但隨著九七回歸的話題的提出,香港的政治必然要大變。英國當局最初對以某種方式繼續保持對香港的管治仍有幻想,1982年,1983年報刊上不斷拋出各種試探氣球,甚至提出由港英當局每年交納「租金」換取繼續管治,當然北京不可能接受斬釘截鐵地宣佈到期必定收回對香港行使主權,這以後就展開了漫長的接近三年的談判。為了減低香港中產階層和豪門財團的疑慮,為了考慮對台灣的影響,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馬照跑,舞照跳」的承諾,這是一種妥協,由北京保證收回香港以後,政制不變,法律制度不變,生活方式不變。當時在香港還是出現了移民潮,撤資潮,但總體的情形還算穩定。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已經實行了多年,港人看到中國的政策變了,趨向務實,政治迫害停止了,代之以大規模的建設和發展,許多香港人找到了新的商機。
 
        大家不妨想像一下,如果1982-1985年中英談判期間是在毛的主政下,香港又會是一種什麼情景?
 
        由於中國承諾了「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在中英之間就有了一個談判的空間,最後制定了「特區基本法」。當時英方搞小動作,偏面地開始了區議會的民主選舉,又由於中方承諾「循序漸進,步向全民普選」,似乎就出現了一個港人參政的前景,許多各式各樣,各抱著「理想」或「野心」的人就走到台前落力表演,一邊是聲稱自己是代表民意的「民主派」,一邊是打著「循序漸進,均衡參與」的當政派,雙方各自表達進行著攻防戰,這就是今天所謂的在香港的政治爭拗。

漫談香港政制 ( 3 )

        英國是如何成功地管治香港的?值得我們簡單地回顧一下。
 
        在我們談到殖民統治的時候,也許頭腦裡會出現一個穿著皮靴,留著短鬍鬚,拿著長槍的洋兵的形象,在他的身後是一艘鼓滿了風的大帆船,那大帆船裡裝著的是殖民地的寶物。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在歐洲列強剛開始殖民非洲,美洲和亞洲時,那個形象大約是正確的,但到了二十世紀,殖民統治的方式也完全改變了。
 
        英國派來的總督當然有絕對的權力,但也會尊重當地的文化及傳統,他的一隻手當然執著劍,那就是英國的駐軍,啹喀兵及警察,他的另一隻手則握住了當地紳士、社會精英的手。殖民政府之下,一樣有議會,當然議員是總督指定的,藉此來籠絡社會各階層的代表人物,讓他們進入執政的建制,並聽取他們表達的民意民情。當時也有行政會議,吸收的是精英中的精英,通過諮詢當地的精英階層,總督會順應民情、民意施政。
 
        殖民地祖家又是如何從殖民地得到利益的呢?
 
        有形的利益,可能是殖民地政府給英國一些大公司專營權,也可能是英國企業跟香港以及經香港跟區內其它地區的貿易而得益,這種得益是很隱蔽的。
 
        無形的利益是英國在香港的存在,帶給它在亞洲的影響力。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幅圖畫,殖民者跟殖民地人民並不一定是對立的。港英政府更將一整套的英國法律及法律精神搬到香港,為著這一點,香港人直至今天仍感到有些自傲,因為亞洲很多國家及地區,到今天仍未能發展出這樣一套完善而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歷史常常跟我們開玩笑,因為成了殖民地我們才有了這樣的制度!

漫談香港政制 ( 2 )

        在1997年之前,香港的政制是什麼樣的呢?當時的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由英國派來的總督管治,完全沒有民主選舉這會事。末任港督彭定康在他管治的最後兩年裡,怱怱地推出了區議會選舉,裝點門面,一方面是做出一種英國要在香港推進民主政制的姿態,另一方面也是要留些麻煩,製造一些潛在的沖突,留給後來的特區政府。如果不是要將香港交回中國,英國大概是不會搞什麼民主選舉的,你能指望英國讓香港人自己選自己的領袖而拱手交出管治權嗎?
 
        雖然在港英治下,香港並沒有民主制度,人民也沒有投票選自己領袖的權力,但香港社會百多年來卻一直在和平中迅速發展,經濟繁榮,人民富足,治安良好。
 
        百多年來中國大陸戰亂頻仍,從軍閥割據到辛亥革命,從內戰到「文化大革命」,除了日本入侵,香港被日寇侵佔的年月之外,在百多年裡是一面英國旗,保障了香港的安定。也許有人會說我這一看法「不愛國」,但這是歷史的事實。香港從一個小小漁村,發展到幾十萬人口,幾百萬人口,成為亞洲的重要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就是對中國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當然生活在香港的幾百萬人,也因為香港的特殊地位而受益非淺。在中國紛亂的百年歷史中,香港成了一個綠洲,一顆明珠,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漫談香港政制 ( 1 )

        我是一個香港居民,講到了政制問題,沒有理由不講幾句有關香港政制的話。
 
        自從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後,社會上就出現了一個民主黨,批評現在的政制不民主,要求實行一人一票選特區議會的議員,一人一票選特區的行政首長,這是在「野」的一方,而在執政的一方,則強調按照特區「基本法」的規定,循序漸進,進行政制改革。現在的制度是:特首是由一個選舉團選出來的,最初是五百人,現在增至八百人,議會的席位一部份是政府委任的,一部份是經過「功能組別」的選舉方法選出來的,一部份的席位是經過一人一票的選舉方法選出來的。
 
        在回歸以後的十年裡,執政的一方,曾企圖推出「23條立法」給予政府更多的權力,約束輿論、集會等等,但在「野」一方強烈抗爭,適逢香港經濟陷入低潮,民怨很重,觸發了五十萬人的大示威。一方面,政府無限期收回了23條的立法,而大示威讓一些大律師大出風頭,站到了台前,現在更成立了一個「公民黨」,「民主黨」跟「公民黨」跟他們一、兩個立法會的盟友,現在被稱為「泛民主黨」。隨著第一任特首董建華辭職,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接任了特首,曾蔭權有管治的經驗,近兩年香港經濟又大好,曾蔭權承諾會推行雙普選,但他沒有說過他將如何做,也沒有設定過時間表,現在曾的民望很高。市民又專心於賺錢,在「野」與執政的爭拗暫時似乎平息了下來,這是所謂香港政制問題的大概的歷史跟現狀。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 3 )

        一個專制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產階級壯大以後,由一個開明的領導人帶領,逐步由專制的制度和平地過渡到民主政制,是有先例的,南韓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二次大戰以後,韓國擺脫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是政權卻落入軍事強人手中,直至盧泰愚將軍。盧泰愚將軍,在越南戰爭時是南韓參加越戰的一個師的師長,越戰結束,他在軍隊內部冒升,傳承了軍人執政的權力,但是在他任內,他開放黨禁,推動民主政制,最後達至全民投票,由多數黨政黨執政,交出了權力,其後他甚至遭到後來執政的政府起訴,身陷囹圄。韓國今天已建立了類似歐美的政制,而從軍人專政和平地過渡到民主制度,這是很了不起的。
 
        盧泰愚將軍本人我不知道在韓國得到的評價如何?似乎韓國人並沒有將他視為英雄。還有一個例子,台灣的蔣經國總統。當然台灣不是獨立的國家,祇是一個地區。蔣經國的時代,他是握有絕對的權力的,執政黨 (國民黨),軍隊,全台灣的輿論都在他的操控下。但是他順應歷史潮流,並沒有嘗試將這一絕對權力傳給他的接班人,反而在他任內開放黨禁 (民進黨就是在那時候可以公開活動),開放輿論,帶領台灣走向民主化。今天民進黨成了執政黨,在台灣搞「去中國化」,「去蔣化」,貶低蔣經國的地位。但歷史將會給盧泰愚,蔣經國以應有的評價,在一個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中,藉著開明領袖的帶領,和平地走向民主政制是完全有可能的。

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 2 )

        這十幾節都是討論政制問題,今天在世界各國正在運作的不同政治制度,可以說有幾十種。從歐美的民主政制到皇族或酋長統治,什麼制度都有,某一種制度出現在某一個國家,是有它歷史、文化、社會結構等等特殊的原因決定的,是有著一種必然性的。但社會在進步,教育在進步,文化交流正以無遠弗屆的空前規模和速度在進行,權利平等、公平機會,包容和幫助弱勢社群,這些普世價值觀正在形成,任何不民主的政權都會承受衝擊。而在社會內部,隨著中產階級的興起,自然會有一種要求改變的推動力。中國在過去的三十年裡已經經歷了巨大的變革,走向民主政制已是一條不歸路,要給中國領導人時間,在保持穩定的前提下,穩步地推行改革,中國可不能走去蘇聯解體後的所謂的「震蕩療法」那一條路,蘇聯解體時在俄國造成的經濟破壞,如果在中國出現,不知要餓死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