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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奕策略 – 重貼」 ( 14 )

        我是很喜歡讀博奕理論一類的書的，它有趣的地方就是故事就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耳聞目賭但不去思考故事背後的因果邏輯，一旦我們懂得了那一套思維的邏輯和方法，很多時候，祇要我們知道了設定的條件，參與各方的背景、利害關係，我們可以相當正確地預測出結果，這可以提升我們的能力，處理好從工作到人際關係的一系列問題，我希望青年朋友們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今次說一個「女王選夫」的故事。

        女王是一個假定的形象，她是聰明、美麗、有智慧、有權勢的女人，假定任何男人被她選中都願意做她的丈夫。

        女王要找一個如意郎君，她的大臣找遍全國，找到兩位男士，A和B。為了比較A和B哪一個更好，他們將期望的素質分為：健康、智慧、容貌、口才、才能、門第、聲譽……..等等很多類，分別給予評分，希望總積分高的那一位是最好的理想的丈夫。

        但總積分出現了，大臣們卻猶豫不決了。假定總積分是A比B高，但有多項素質是B比A為好的，會不會這幾項素質實際上更為重要呢？大臣們發現他們陷在困境中，現在的問題變成哪種策略更合適？是總分決勝還是素質比較，兩種策略孰優孰劣？

        大臣最後一致同意，他們不能決定A或B哪位更好，便讓女王自己來選。

        女王來了，她立刻也陷入困境，無法決定。此時一位大臣提出建議，選出總積分最高的那一位，也就是A，然後來逐項評比女王自己特別重視的素質。如果該些素質也不差才決定選A，如果女王特別重視的素質B比A強，則選B，女王遵循這個建議選到了一位丈夫。

        所以關鍵是：決策的過程比結果重要，因為並不存在一個最優的結果，祇存在一個最佳的決策過程。如果這一類「選夫」的工作經常需要做，那最佳的決策過程會演變成一種程序，嚴格根據程序辦事比將要處理的那一件事更重要！

        今天共有兩篇網誌。

        「阿根廷新總統」

        阿根廷新當選總統米萊 (Javier Milei) 已經正式就職。他的競選承諾中除了大幅降低政府開支，還包括棄用阿根廷自己的貨幣披索，改用美元，並關閉央行。

        港人會覺得奇怪，這是什麼政綱？怎麼還能贏得大選？阿根廷是南美一個大國，國土遼闊，資源豐富，但政府經濟政策錯誤，加上嚴重貪腐，經濟一直很差，歷史上已經三次政府賴債，它的通貨膨脹率現在是150%，還在攀升。

        這跟政府大量無節制地印鈔有關，如果廢掉披索，改用美元，政府就不能大量印鈔，經濟可能會穩定下來，而選民願意接受這樣的改變，可能有錢人手裡已經都揸住美元或貴金屬，不要披索。

        國民黨當年退守台灣前大量印「金元券」，掠奪民間財富，而稍有餘錢的小老百姓，就將錢購入美鈔，銀元道理是一樣的。

        這個總統競選時立場是反中的，但當了總統也可能改變立場，觀察這樣的國家如何演變也是很有趣的。

        「博奕策略 – 重貼」 ( 13 )

        「空城記」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跟司馬懿對決，由於街亭失守，司馬懿大軍兵臨西城，那是一個小縣城，城不足守，諸葛亮身邊文式官員不少，但兵都派出去了，留守西城的兵都是老弱，不足五百，諸葛亮身處險境中。此時逃走已經來不及，打又打不過，諸葛亮使出了漂亮的空城計，嚇退了司馬懿，這是一個膾炙人口差不多中國老老少少的人都能說得上來，但你是否知道故事中包含的深刻的博奕的道理呢？

        首先，諸葛亮此時已是身處絕境，逃又逃不遠，戰又沒有兵，空城計是無計中生出的計。而諸葛亮此時仍是十分沉著，他有自信司馬懿會中計，他的憑藉是自己從不犯險的一流的聲譽，他的憑藉是他對司馬懿的瞭解，司馬懿跟他一樣在行兵作戰時也是謹慎小心，也是從不犯險的一個人。

        此時戲開場了，司馬懿帶了二十萬大兵到了小小的西城，他看到的是一片寂靜，城門大開，兩個小僮在灑掃，諸葛亮在城樓上微帶笑容，全神撫琴，看到這樣的情景司馬懿大驚！三國演義寫得真是好！此時大驚的居然是司馬懿。此時司馬懿的兒子催促父親進兵，可將諸葛亮手到擒來。但司馬懿說：「亮生平謹慎，不曾冒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其實此時，他本身的謹慎因素在發揮作用了，而山谷裡蜀兵虛張聲勢，引起的塵土煙霧升了起來。司馬懿心虛了，撥轉馬頭就逃。這裡諸葛亮利用了自己一生謹慎的聲譽，而司馬懿並不知道他的底牌，而司馬懿也是一個不肯犯險的人，這一切因素加在一起諸葛亮才避免了失敗被擒，這樣的虛張聲勢也是博奕的一種「計」，但不能經常用，這裡利用的是：

1. 資訊的不平等。諸葛亮知道自己無兵，而司馬懿不知道。

2. 藏拙。諸葛亮無兵，所以索性將兵都藏起來，也不讓老百姓留在街上，裝出一過鎮定有理化的樣子。

3. 心理戰。諧葛亮了解司馬懿，知道他也是不敢犯險的謹慎的人，據此，諸葛亮才敢用此計。

        我們常說諸葛亮料事如神，其實諸葛亮是博奕論專家。在一個已知的前提條件之下 (條件設定) 去分析參與博奕各方的利益所在、長處和弱點、性格特徵等等，而預先分析出各方的反應和行動，這就是「料事如神」了。很多事情講出了答案，是一點懸疑都沒有了，當然也沒有了神秘感，你也可以料事如神。

        「博奕策略 – 重貼」 ( 12 )

        「智豬博奕」( C )

        很多網友大概都不知道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在中國農村的事，也許有人知道1959，1960，1961發生了「三年特大自然災害」(這是當年官方的標準說法)，農村裡餓死了幾千萬人，實際是怎麼一會事呢？

        當年毛澤東主席一心一意從「一窮二白」過渡到共產主義，農民土地都集體化了，種植什麼由幹部決定，農民早晨聽鐘聲召集出工，跟著隊長去大田裡勞動，做一天記十個工分，沒有獎勵機制，然後在收獲以後按照每人的勞動積分來分配，以上就是「設定的條件」。

        此時農民的最佳選擇是什麼？是找個地方躲起來睡覺，盡量減少自己的體力消耗，他們假定其它人會完成田地裡的工作。

        由於收成是遙遠的，幾個月以後的事，而未成熟的農作物就在他們手邊，所以他們的次佳選擇是偷未成熟的農作物，在田地，那是公眾 (公共) 的財產，偷到家裡，就成了自己的東西了。

        所以偷懶和偷盜成了人人都在做的天公地道的事，包括基層的小幹部，不但容忍 (他實際上管不了大群的人)， 而且自己也是採取同樣策略，最後田地荒蕪，到收成時顆粒無收，所以那幾年的所謂「特大天然災害」，實際上是策略失誤。城市裡的工人中，也在發生相同的故事，所以國家才搞成那麼窮。我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挨過餓，我見過草草下葬的農民瘦削的屍體，人命是那麼地低賤！毛的荒唐政策，是我一生中最深惡痛絕的回憶。

        今天共有兩篇雜談。

        「轉載網文」

        收到朋友轉來一篇網文，原載可能就是我用的同一個網站「Worldpress」，覺得有趣，貼上跟網友分享。

        原來有一段時間北京的領導很欣賞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路線，這位徐先生說事有名有姓有時間有地點，可信度還是相當高的。

網友轉來的文章

徐滇慶：三個代表的由來

發表於2023 年08 月07 日

        「被迫上壘，選修《資本論》」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新中國第一代核心，他的旗幟叫做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是第二代核心，他的旗幟叫鄧小平理論。江澤民是第三代核心，他的旗幟是“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的人民）。可是，許多人並不瞭解“三個代表”的真正意義，更不知道“三個代表”是從哪里來的？我在這裏提供一個獨特的版本，僅供參考。我無心嘩眾取寵，更無居功自傲之意。也許“三個代表”猶如黃河、長江一樣，有多個源頭，最終彙集到一起奔流向東，不妨一併拿出來，相互印證。

        我於1984年進入美國匹茲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經過二年艱苦努力，我終於攆上了博士班同學，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進入專業課階段。按照匹茲堡大學的規定，要取得經濟學博士必須選一門經濟思想或經濟史的課程。由於我的英文基本上是自學的，水準很爛，翻開經濟史的教科書，看到一大堆陌生的英文姓名，心裏發秫。我在選修課程的清單中發現了《Capital(資本論)》，心想，雖然在國內也沒有學過《資本論》但是畢竟在紅旗下長大的，對《資本論》一知半解，也許比別的課程好混一點。

        開學了，在《資本論》的課堂裏坐了十幾個學生。Huston教授是很出名的研究馬克思的專家，他有一把很漂亮的大鬍子，有點兒像恩格斯。他開的《資本論》是一個系列，學士課程講《資本論》第一卷，碩士課程講第二卷，博士課程講第三卷和馬克思的相關書信、論文。有好幾個同學從學士課程開始，已經是第三次追隨他了。教室裏只有我一個中國學生。Huston教授上課前很友好地和我點點頭，要求學生們預習一下《資本論》第三卷的前三章。

        我到圖書館借了一本英文版的《資本論》第三卷，按照Huston教授的要求開始預習。我的媽呀！快100頁！《資本論》出版於1894年，距今100多年了。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剖析了資本運動的過程，論證了價值、貨幣和社會運動的本質。馬克思的文筆非常好，可是在有些章節中十多行字沒有一個句號，讀起來很費勁。我不斷地遇到生詞，有些連字典上都查不到。努力奮鬥了一個小時才看了3頁。倘若這樣下去，期末考試必死無疑！我靈機一動，跑到東業圖書館找到了一本中文版的《資本論》。對照著看，閱讀速度快多了。因為在考試的時候我必須寫英文。如果我寫中文，Huston教授看不懂，肯定給我不及格。我拿中文版當做字典，反過來看看相對應的英文單詞。連蒙帶猜，用不著查字典了。

        「哪個是原版」

        看著看著，發現了一個大問題：英文版的某些段落在中文版上不見了。其中就有“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的人民”。

        我跑去問Huston教授：“英文版的《資本論》是不是原版？”

        在我的印象中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他寫的原版應當是德文。我以為必須根據德文版才能判斷英文版和中文版孰是孰非。Huston教授答道：“馬克思的《資本論》前三分之一是拿德文寫的，後面是拿英文寫的。馬克思的英文水準相當好。他在大英圖書館中查閱的資料大多是英文，引用的文獻和資料也都是英文。馬克思去世後，在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女婿法拉格主持下，把英文部分翻成德文，把德文部分翻成英文。兩個文本同時出版。因此，英文版和德文版都是原版。兩者並無區別。”

        我問道：“為什麼在英文版中的許多內容在中文版中被刪掉了？”

        他笑著說：“你是我的教室裏的第一個中國人，我估計你會有許多問題。我給你幾篇文章，看過之後再來。”

        「考茨基和列寧的爭論」

        我看了Huston教授給的幾篇文章，恍然大悟。在恩格斯去世之後，第二國際的領導人是考茨基，他和來自於俄國的另一名執行委員——列寧發生了劇烈的爭論。列寧主張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考茨基引用馬克思的話批判列寧，說他不學無術，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不贊成把人群劃分成不同的階級，更不贊成搞無產階級專政。他引用最多的就是馬克思說的“三個代表”。

        考茨基是個大學者，連列寧本人都承認考茨基是馬克思、恩格斯事業的理所當然的繼承人。在這場辯論中列寧明顯地處於下風。可是，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了。列寧寫了一本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痛批考茨基，報了當年一箭之仇。1924年列寧去世之後，史達林剷除群雄成為唯一的領袖。他為了表示正統，下令編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全集。由於考茨基曾經大段引用馬克思的話來批判列寧，如果讓人們讀到考茨基的話，必然有損列寧的形象。怎麼辦？史達林的處理方法非常簡單粗暴，下令乾淨俐落地刪掉了馬克思原著中所有涉及到這場爭論的話。

        1950年，中國共產黨決定成立馬列編譯局，準備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全集。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約見毛澤東，轉達史達林的意見，希望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團結一致。毛澤東何其聰明，立刻表態，堅決保持一致。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文集完全照俄文版翻譯。也就是說，在中國幾乎沒有人知道馬克思講過“三個代表”。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重大缺陷」

        其實，弄清楚這段公案，對我的考試並沒有多大好處。我經常跑去請教Huston教授，他給了我一個選擇，或者參加期末考試，或者寫篇論文。我選擇了後者，認真地寫了篇論文，討論無產階級專政和全民黨。

        在論文中我指出，在奪取政權之前，革命黨需要號召群眾投身革命，因此把人群根據經濟地位區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從而最大限度地把窮人動員起來，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但是革命成功以後，革命黨變成了執政黨。如果繼續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勢必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列寧判斷資產階級的準則是：掌握生產資料，攫取剩餘價值。如今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掌握生產資料，攫取剩餘價值的不是別人而恰恰是共產黨自己。掌權者很容易腐敗，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腐敗。有無產階級就一定要找出資產階級。按照這個邏輯毛澤東提出來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毛澤東在1962年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為了清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搞文化大革命，而且要七、八年來一次。

        文革已經讓中國人吃盡了苦頭。實踐證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存在重大缺陷。這條路走不通。馬克思提出三個代表，根本就沒有提及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在取得政權之後，如果再提階級鬥爭就是在挖自己的牆角，跟自己過不去。在取得政權之後，執政黨必然要改變口號，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人民。壓根沒提代表無產階級。如果堅持談階級和階級鬥爭，鬥爭的物件就是自己。三個代表的核心就是否定階級，否定階級鬥爭。從此以後，再也不提誰是資產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大家都是共和國的公民。

        「找不到英文版的《資本論》」

        在1988年，我第一次回國，在拜見薛暮橋的時候，我提起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資本論》不同。他對此很有興趣，詳細地詢問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後來，他向陳雲談起此事，陳雲只回答了三個字：“我知道。”再也沒有下文了。

        1995年8月，在上海召開了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國際學術會議，劉吉給我很大的支持。在閒聊中我和劉吉提及此事，劉吉非常敏感，要求我詳細地介紹考茨基和列寧爭論的要點。事後他向江澤民彙報。江澤民的英文很好，立即指示拿一套英文版的《資本論》來，他要親自看一看。中央辦公廳找遍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社科院、國家圖書館、北大圖書館都沒有找到英文版的《資本論》。迫不得已，連夜電令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用外交急件送一套英文版的《資本論》回北京。不能不佩服當年輿論管制的嚴格、徹底，連共產黨老祖宗馬克思的《資本論》原版都不可能成為漏網之魚。

        在我臨上飛機返回加拿大的時候，接到劉吉的電話，問“三個代表”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哪一頁？因為是科班學的，記憶深刻，我大致上還能記得住，回答之後就登機了。

        第二年4月，我回到北京後給劉吉掛了個電話。劉吉聽說是我立刻說：“教授，向你致敬！”

        我莫名其妙。好像我啥都沒幹，如此鄭重其事，至於嗎？

        劉吉問道：“你這次回來要呆多久？”

        “二個月左右。”

        劉吉說：“好極了。我和王滬甯同志要出趟差，回來之後馬上和你聯絡。”我搞不清楚劉吉和王滬寧去哪里，搞什麼名堂，好像挺神秘的。

        「劃時代的里程牌」

        隔了半個月，劉吉派車把我接了去。劉吉說：“總書記派王滬寧和我去北歐考察，和社會民主黨恢復了關係。當初我們批判赫魯雪夫全民黨和階級鬥爭熄滅論，現在看來，批錯了。瑞典、丹麥等國社會民主黨執政，社會穩定、經濟發達、貧富差距很小，他們更貼近真正的社會主義。”

        王滬寧說：“我們應當回歸馬克思，代表大多數人，代表先進文化，代表先進生產力。不應當把民眾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更不應該搞無產階級專政。”

        他們說，按照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將不斷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毛主席說過，每七、八年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從1976年文革結束算起，到1995年，快20年了，早就超過了毛主席說的時間跨度。我們遇到一個重大的理論挑戰，要不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劉吉解釋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如果說我們代表無產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那麼，就一定要找出資產階級來。在取得政權以後，毫無疑問，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勢必要清理階級隊伍，把大大小小的幹部都揪出來，戴高帽子，遊街批鬥。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來的。在文革中大字報、大批判，造謠污蔑，栽贓陷害，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不在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難道我們還要天下大亂，再折騰一回嗎？”

        我說：“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最近幾年我們到底是不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四個堅持天天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只有堅持党的領導這一條是真的。其餘各條，隨便說說罷了，千萬不能較真。如今是打左燈，朝右走。”

        劉吉很認真地說：“提出三個代表，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既然我們不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就不能說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改變黨的性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王滬寧說：“我完全贊成，但是，許多老同志還健在，恐怕他們轉不過這個彎來。提出三個代表就翻開了歷史的新篇章。從此以後，我們不在群眾中劃分階級，既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無產階級，當然，更沒有階級鬥爭。至於說共產黨是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不提為妙，放一放吧。擱置的時間越長，支付的成本越低。”

        他換了一個話題：“徐滇慶，馬克思的英文真難讀，你是怎麼讀下來的？”看來，他在讀《資本論》的時候也吃了不少苦頭。

        我無奈地笑了笑：“考啊考，老師的法寶。如果不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頂，我才不會去啃一百年前的英文。”

        劉吉問：“你考得好嗎？”我說，沒有書面考試，而是交了一篇論文，Huston教授給了我一個A-。王滬寧說：“能不能把這篇論文給我看看？”

        我說：“算了吧，我的英文寫作慘不忍睹，既然你要看，我就拿中文再給你寫一遍。”

        劉吉很認真地說：“總書記高度評價了你的貢獻。在我黨轉型探索中，你參與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環。這個彎轉得很大，只能轉好，不能轉壞。只能慢慢轉，不能轉得太急，弄不好會翻車。因此，請你在這個問題上對外講話要有分寸，儘量少講一些。如果你有什麼新的觀點，可以交給我。我會立即送給總書記和常委會。”

        事後，有人說：“弄了半天，三個代表是你提出來的。”

        我回答：“瞎說！那是馬克思說的。怎麼也不能算到我頭上。再說，我也不是先知先覺，主動去探索，完全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不過，老天爺安排得很巧。如果我不去匹茲堡大學讀博士；如果不是博士學位要求我選修一門經濟思想課；如果我的英文很棒；誰會拿個中文文本和英文反復對照？如果沒有發現許多馬克思的重要觀點在中文版當中被刪掉了，三個代表以什麼形式出現就很難說了。如果不是碰到了劉吉，而他和王滬甯正在為江澤民解套，我的發現只不過是飯後茶余的談資罷了。當然，如果不徹底揚棄階級鬥爭理論，改革開放也許會走一段更長的彎路。我的貢獻僅僅是讓總書記知道，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國內連套英文版的《資本論》都找不到。”

        「博奕策略 – 重貼」 ( 11 )

        「智豬博奕」( B )

        如果我們將籠子裡設定的條件改一下，我們發現我們能預見豬籠裡大豬和小豬的行為。

• 如果我們將每次按鈕以後出來的食物量減到極低，大豬小豬都不願去按鈕了，而是守著食槽餓死。無論大豬還是小豬去按鈕，放出來的食物都被守著的吃光了，所以大豬小豬都不願意去按鈕，當然這是理性的智豬的行為，在實際生活中哪一隻豬忍不住餓了還是會去按鈕的，但回來一看食物都已吃光了，結局大概是打架。

• 另一種設定，我們將每按一次送出的食物量加倍，結果是大小豬都可能去按鈕，取決於誰先感到餓了，而因為食物充裕，他們不需經常去按鈕。

• 第三種方案減少食物量。將按鈕跟食槽的位置移近，此時大、小豬都要爭著去按鈕並搶著吃食物，現代的養豬場用的就是這種方法，豬躺在那兒，無須移動，祇要用鼻子去頂一個開關，立即有少量食物流出，食物不會浪費，豬不運動，長得快些、肥些。

        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智豬博奕」是很有用的，我們設定一個機制，得到預期的最積極的結果。

        例如公司的獎勵機制，如果福利、獎金、紅股太多太大，不但成本太高，公司負擔不起，而且成效也不一定高。

        例如「智豬博奕」中的增量方案，而如果獎勵太小又是個個有份 (不勞動的小豬也有一份)，一度十分努力的大豬也不願意做了。最好的激勵方法就是減量加移位的方法，鼓勵員工之間競爭，獎勵做得最好的，此時能達到最高的成本效益 (獎金也是成本的一部份)。

        「博奕策略 – 重貼」 ( 10 )

        「智豬博奕 (小豬躺著，大豬跑)」( A )

        這也是博奕理論中一個經典的故事：

        假設有一個很長的籠子，裡面養著一頭大豬，一頭小豬，在籠的一端是控制送食的按鈕，祇要一按機器就會送出10份食物，而食槽則裝在長籠子的另一側，按動按鈕的豬要走一段很長的路才能到達食槽，走這段路大豬要消耗3份食料，小豬消耗1份。

• 假定大豬先到食槽，大豬吃掉9份食物，小豬祇能吃到1份。

• 如果同時到達，大豬吃到7份，小豬吃到3份。

• 如果小豬先到，小豬吃掉4份，大豬吃到6份。

        智豬博奕的各種可能結果如下：

• 如果兩隻豬同時按鈕，同時跑向食槽，大豬吃到7份，實得4份，小豬吃進3份，實得2份。

• 小豬不動，守在食槽邊，大豬按了按鈕，待大豬趕到時小豬吃進了4份，實得4份，大豬吃進了6份，實得3份。

• 如果大豬不動，小豬按了按鈕，則大豬先吃，待小豬趕到大豬已吃掉了9份，小豬吃到了1份，實得 0份。

        比較以上數字，我們知道「等待」變成小豬的策略優勢，「按按鈕」是小豬的錯誤策略。由於小豬不動，大豬就必須去按按鈕，結果牠仍可以吃到6份，按按鈕就成為大豬的優勢策略。所以在設定的條件下，就出現了可以預期的結果，小豬等待在食槽旁，不勞而獲地得到食物。而大豬則不知疲倦地在籠子的兩端跑來跑去。

        這個博奕故事，可以解釋OPEC (石油輸出國組織) 組織的行為模式。我們知道OPEC的一些成員國常常不守信用，在OPEC通過限產以後作弊，並不減產。每當OPEC宣佈減產，油價就會上升，由於沙特阿拉伯的油產遠遠超過其它成員國，它總是減產最多的一家，而它往往能容忍其它合約國家的作弊，原因就是牠是「智豬博奕」中那頭大豬，在油價上升時，它的得益總是最大的。

        「博奕策略 – 重貼」 ( 9 )

        囚犯困境是博奕理論中的一個經典故事，我在博奕策略 ( 3 ) 貼出以後，故意留空數日，並徵求網友答案，如果「囚犯困境」變成一個多次博奕，最後結果會如何？很高興有四位網友提出他們的看法，在此先多謝這四位網友。

        提出答案的四位朋友，可以看出來都是有很高文化修養的，至少其中一位還正式學過博奕的理論，令我有些汗顏。我雖然多年來讀了不少這方面的書，但從未在課堂上受過教，一切有關的知識都是自修的。

        四位朋友的答案可以說都對，因為博奕理論是由一些假設開始的，遁著你自己的假設去推理，都是對的，但特倫斯朋友在10月29日的留言最接近標準答案。

        「囚犯困境」的博奕是一次性的，他們必然選擇對自己看似最有利而整體上卻並非最有利的策略——背叛對方。但如果這個博奕繼續下去，是無數次的，「自私而理性的人」是懂得學習和比較的，他們很快會明白不背叛對方才是雙方的最佳策略。

        當然這裡舉的例子是兩個囚徒，他們看似「壞人」，但博奕論研究的是「自私而理性的人」，跟人的「好」、「壞」沒有關係。

        而我們作為一個人，18歲成年 (或16歲算成年？) ，二十歲左右就踏上社會，我們有漫長的60、70年甚至80年生活在社會上，跟同學、同事、朋友、上司、生意對手或生意伙伴有無數次的利益「博奕」，什麼策略是我們的最佳策略？

        看看上面「囚犯困境」的多次博奕，大家會明白到「誠信」是我們做人的最佳策略。

        「誠信」是指作為一個「自私而理性的人」我們要遵守法規，那是用公共利益來約束私己利益的有公信力的規範。

        「誠信」是指我們作為一個「自私而理性的人」要遵守「約定俗成」的社會公認的道德規範，不做損人利己的事。

        「誠信」不是指老實迂腐，諸葛亮那樣德高望重的人，必要時還會用「空城計」耍一下司馬懿，有好的策略，在道德和法律規範的框架裡儘管使用。我們要做「亞當．史密斯」在他的「原富論」中所說的利己又利他的人，那才是一個真正成功的人。

        博奕理論不僅用故事實例，還用數學方程式推論出了這一點，做一個有「誠信」的人，是做人的最佳策略。

        著名的諺語「老實人不吃虧」，是否說出了同樣的道理？

        今天共有兩篇雜談。

        「穆廸調低中國政府信用評級」

        世界權威的評級機構穆廸，昨天公佈了報告，中國政府的信用評級仍為A1，但前景展望調整為負面，引來中港股市一個小小向下震盪。

        中國財政部有回應，表示對穆廸決定失望，並逐點駁拆了穆廸的負面看法。

        事實上有的負面因素穆廸並沒有講透，主要是地方債務，跟地方財政的可持續性，近十年裡地方債務大增，屬於地方財政的國企，事業團體大幅增加，所以地方財政支出大增，而賣地收入大幅減少，地方財政過去十年裡發債很容易，但現在就很不容易，要中央政府出面發債幫地方政府還到期的債息，這樣的情形似乎不能持續。

        財政部也承認有大量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總量多少？財政部沒提。既是「隱性」，可能財政部也不知道！當然中國經濟有困難，但各國都有各自的困難，祇要整體經濟運作平穩，保持產出，則國家總有辦法解決困難。

        「博奕策略 – 重貼」 ( 8 )

        「囚犯困境續篇：誠信在困境中產生」

        在10月27日網誌貼上的囚犯困境一文，現在假定他們的故事還沒有完。假定他們的刑期不長，出獄以後他們再一次合作犯案，這一次也許是A已經明白兩人都招供並不是最好的選擇，他選擇不招供，不背叛B，但B仍不信任A，仍是招供了，A得到了較重的刑罰。此時B也知道A對自己投之以桃，但自己沒有報之以李，當他們第三次合作犯案又被抓到的時候，兩人將會都選擇不背叛對方，不招供，而得到對他們來說最佳的結果，誠信在困境中產生。

        在做生意的時候，我們都懂得誠信的重要，為要讓生意繼續下去，我們必須遵守合約，那是符合我們長遠的最大利益的，但有些生意是一次性的。例如有一位從萬里之外來港的旅客，他恰好到你的店裡購買一些東西，他可能永遠也不會再來香港，你的商店老闆就可能產生了欺騙的動機，因為對你商店的最大利益而言，就是一次性地最大限度地賺那位旅客的錢，那客人回國以後即使明白自己買到的是次貨、假貨，也不會花上時間和旅費的成本找那家商店老闆要求賠償。

        那是不是不誠信的人，或有時不誠信的人，能得到最大利益呢？也不是的。他的不誠信的名聲會在業界流傳，而在現在，資訊發達的情況下，他的名字和他的商店將會出現在「黑名單」上，他跟那位旅客的一次性的不誠實交易會跟著他的名字去到天涯海角。

        所以不要試著用不誠信的手法從其它人那裡得到不正當的利益。今天，誠信是我們為人處事的最佳選擇，這麼說並不是在講耶蘇，是從博奕論中推理出來的「自私而理性的人」的應有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