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雜談
「博奕策略 – 重貼」 ( 17 )
「皇帝的新衣」
這是一個十分出名的安徒生童話,安徒生描寫了兩個騙子,他們聲稱能做出世界上最漂亮的衣裳,但愚蠢的人將看不到這件新衣。在兩個騙徒裝模作樣在為國王「穿上」這新衣時,皇帝的侍從、大臣,其實沒有看見任何衣服,但他們不肯定其它人是否看到這件衣服,他們害怕自己成為看不到這件衣服的愚蠢的人,於是眾口一詞,稱讚這件衣服的漂亮。國王也跟他們是一樣的心理,「相信」自己穿上了一件如裁縫所描述的華麗的新衣,出皇宮巡視一周。老百姓給了他許多讚美的說話,但此時一個小孩說出了「皇帝光著屁股」這句話,這句話立刻傳遍全城,皇帝狼狽地折返了皇宮。
那兩個狡猾的騙徒,利用他們權威的身份──他們是世上唯一的懂製作這麼華麗衣服的人,而看不到這種衣服的都是笨蛋,騙去了皇帝的巨額金錢。
騙徒為什麼能得逞呢?──無人敢說出真相,其實每個人都看到皇帝沒有穿衣服,但他們不能肯定別人是否也看到皇帝沒有穿衣服,他們又知道祇要自己不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這個資訊,別人也不知道他其實了解這個資訊,於是怕自己成為一個愚蠢的人,怕引起皇帝的不快,出於種種考慮,每個人出於自己利益的最佳選擇,就是不捅破這個騙局,直到一個小孩子說出了真相。
這是一個含意極深的童話故事,看上去很荒謬,但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每天都在發生。
我曾多次去過華盛頓美國國立美術博物館,地下大堂的入口處,整幅牆上展出的是一位出名的當代藝術畫家的作品,那整幅巨大的畫是白底,中間有大約三尺寬的一條單一土黃色的帶,其它什麼都沒有。我曾幾次對這幅畫呆視,在解釋這幅畫是如何偉大的說明書中有多名權威,以及評論家的令人難懂的評論,但我無論如何不明白,為什麼這幅這麼簡單的圖案畫有那麼偉大,可能因為我不懂繪畫,所以成了看見皇帝沒有穿衣服的兒童?
生活中我們越來越崇拜權威,崇尚名牌,看著身材苗條的太太小姐,辛苦地提著沉重的大至不成比例的手袋,也有一種看著皇帝穿新衣的感覺,不知有沒有朋友跟我有同感?
今天共有兩篇雜談。
「鮑威爾放鴿」
聯儲局議息一致同意這一次不加息,令市場感到意外和驚喜的是。飽威爾沒有再講到高息會維持一段時間,而是直接說聯儲局已經開始討論減息,看點陣圖大約明年三月,最遲六月會開始減息,明年減息0.75厘,市場很振奮,股市大漲。
聯儲局是非常小心地呵護着美國經濟,大概聯儲局看到更多數據,美國經濟正在放緩,為避免衰退,聯儲局適時放鴿,安撫市場。
今年美國經濟在強力加息的背景下仍增長2.3%,實現了所謂的「軟着陸」。我的記憶中,每次通脹上升,聯儲局加息,都是以一次經濟衰退結束。上世紀80年代末,那次聯儲局加息到20厘,經濟斷崖式下跌才結束通脹,這次似乎可以成功軟着陸,功勞不應該全歸聯儲局。
世界的客觀因素可能是主因,一個原因可能是中國,甚至是東南亞甚至印度的廉價勞力都加入生產鍊,商品成本不升反降。其次生產技術跟組織能力,開發能力隨着科技提高,任何商品祇要短缺了,供應可以立刻補充上來。
通脹主要由三個要素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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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資成本。發達國家服務業加薪,但低廉勞工進入生產鍊,使工業產品人力成本不升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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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金。利率上升遏扼需求,而建屋速度很快,供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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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價上升,主要是石油。現在石油供應來源多元化,OPEC對油價操控越來越弱,而電動車發展更減低石油消耗。其它商品,譬如鋰,需求大增,本來預期五年內都供不應求,但去年鋰價跌了90%,供應過剩了。
中國經濟如果繼續走私有化,市場化道路則快速增長可期,如果走回國進民退,國家調控的老路,則前途不樂觀。
「博奕策略 – 重貼」 ( 16 )
「從禁煙廣告說起」
香港最初是立法禁止香煙做電視廣告,接著兩年以後又禁止香煙做戶外廣告,所以現在市民很少見到香煙廣告了。而美國1971年就立法通過了禁止香煙做電視廣告,香港相對來說晚了很多年。煙草行業是一個財雄勢大的行業,每次有對它有不利的立法 (例如包裝上加印吸煙危害健康) 它都會動員力量,頑強抵抗。但煙草業對於禁止香煙廣告,反應出奇地平靜,這是因為煙草業推銷的是十分相似的產品。因此,為了吸引消費者,它們必需花巨款宣傳,而每家公司都花巨款,它們也祇是維持一個市場的均衡,沒有人實質獲利。禁止香煙廣告的法令一出,它們求之不得,省下了大筆廣告費,煙草公司利潤因此大幅上升,本來它們爭相做廣告,害怕自己廣告做得少生意給別家公司搶了去,明知廣告不能帶來新生意,這一筆錢還是要花出去,現在政府成了不准做廣告的仲裁人,還義務監督行內任何作幣的公司,煙草公司真是求之不得!對煙草工業來說禁止廣告還帶來了一個潛在的好處,沒有新加入者來競爭,煙草業成了一個競爭少,利潤高的行業,看美國大煙草公司的股價就能清楚看出這一點。
政府的法令幫助它們從「囚犯困境」的博奕中脫身。
而另一方面也看到政府的公權力在一個有效的政制體系下如何發揮作用,政府的公權力限制了煙草公司擴張的企圖心,保護了更多民眾,種種禁煙措施最終會令吸煙人口減少,至少在積極禁煙的發達國家已可以看到這一趨勢。
「博奕策略 – 重貼」 ( 15 )
「哈丁公用地悲劇」
這也是一個博奕論述的經典故事,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英國。
有一個古老的村莊,有一片向全村牧民開放的牧場,那是該村莊村民共同擁有的土地。當牧民養牛的數量超過那牧場的承受力時,草地會耗盡,牧場會退化,在牧場退化的過程中,村民並不去考慮可能的結果,反而是增加自己養牛的頭數,補償養牛產出的下降 (草不夠了,牛奶產量下降,或牛成長較慢),而最後的結果當然是草場的徹底破壞,所有人都受害。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哈丁,論述了上述情形,並指出不加限制的個人選擇可能給社會整體帶來災害。
十五、十六世紀時出現了圈地運動,公用地被圍起來,成了貴族的私人產業,放牧者付租,業主管理草場,問題解決了。
同樣的事在香港也經常發生,最典型的就是大廈的管理和維修。有很多舊樓,沒有業主立案法團,即沒有一個公權力,去管理公共的地方。公共地方的燈壞了,沒有人修,公共地方的衛生條件一塌糊塗,大廈的公共設施日益殘破,各家隨自己的喜好,改建、僭建。
要解決這種困境,靠道德教育是沒有用的,唯一的方法是改變制度。
效率低下的公有財產,設法讓它私有化,正如大陸前幾年大規模的國有企業的「轉制」,「轉制」前連年虧損的企業,轉制以後都開始交稅了,又孕育出一大批新的「民營企業家」。
不能私有化的公共設施設置有公權力的管理機構。例如香港的居民大廈中的業主立案法團,政府鼓勵,扶持業主立案法團,由法團委托管理公司管理公共地方,現在這一制度已深入人心,大家明白到要為公用設施承擔責任 (付管理費)。
最大的公權力是政府,政府收了稅要將國防、文化、教育、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基礎設施等工作做好。
私有產權不明晰或公權力不彰顯的地方 (軍閥割據),都是今天世界上最貧困落後的地方。
「博奕策略 – 重貼」 ( 14 )
我是很喜歡讀博奕理論一類的書的,它有趣的地方就是故事就發生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常耳聞目賭但不去思考故事背後的因果邏輯,一旦我們懂得了那一套思維的邏輯和方法,很多時候,祇要我們知道了設定的條件,參與各方的背景、利害關係,我們可以相當正確地預測出結果,這可以提升我們的能力,處理好從工作到人際關係的一系列問題,我希望青年朋友們對這個題目有興趣。
今次說一個「女王選夫」的故事。
女王是一個假定的形象,她是聰明、美麗、有智慧、有權勢的女人,假定任何男人被她選中都願意做她的丈夫。
女王要找一個如意郎君,她的大臣找遍全國,找到兩位男士,A和B。為了比較A和B哪一個更好,他們將期望的素質分為:健康、智慧、容貌、口才、才能、門第、聲譽……..等等很多類,分別給予評分,希望總積分高的那一位是最好的理想的丈夫。
但總積分出現了,大臣們卻猶豫不決了。假定總積分是A比B高,但有多項素質是B比A為好的,會不會這幾項素質實際上更為重要呢?大臣們發現他們陷在困境中,現在的問題變成哪種策略更合適?是總分決勝還是素質比較,兩種策略孰優孰劣?
大臣最後一致同意,他們不能決定A或B哪位更好,便讓女王自己來選。
女王來了,她立刻也陷入困境,無法決定。此時一位大臣提出建議,選出總積分最高的那一位,也就是A,然後來逐項評比女王自己特別重視的素質。如果該些素質也不差才決定選A,如果女王特別重視的素質B比A強,則選B,女王遵循這個建議選到了一位丈夫。
所以關鍵是:決策的過程比結果重要,因為並不存在一個最優的結果,祇存在一個最佳的決策過程。如果這一類「選夫」的工作經常需要做,那最佳的決策過程會演變成一種程序,嚴格根據程序辦事比將要處理的那一件事更重要!
今天共有兩篇網誌。
「阿根廷新總統」
阿根廷新當選總統米萊 (Javier Milei) 已經正式就職。他的競選承諾中除了大幅降低政府開支,還包括棄用阿根廷自己的貨幣披索,改用美元,並關閉央行。
港人會覺得奇怪,這是什麼政綱?怎麼還能贏得大選?阿根廷是南美一個大國,國土遼闊,資源豐富,但政府經濟政策錯誤,加上嚴重貪腐,經濟一直很差,歷史上已經三次政府賴債,它的通貨膨脹率現在是150%,還在攀升。
這跟政府大量無節制地印鈔有關,如果廢掉披索,改用美元,政府就不能大量印鈔,經濟可能會穩定下來,而選民願意接受這樣的改變,可能有錢人手裡已經都揸住美元或貴金屬,不要披索。
國民黨當年退守台灣前大量印「金元券」,掠奪民間財富,而稍有餘錢的小老百姓,就將錢購入美鈔,銀元道理是一樣的。
這個總統競選時立場是反中的,但當了總統也可能改變立場,觀察這樣的國家如何演變也是很有趣的。
「博奕策略 – 重貼」 ( 13 )
「空城記」
三國演義中諸葛亮跟司馬懿對決,由於街亭失守,司馬懿大軍兵臨西城,那是一個小縣城,城不足守,諸葛亮身邊文式官員不少,但兵都派出去了,留守西城的兵都是老弱,不足五百,諸葛亮身處險境中。此時逃走已經來不及,打又打不過,諸葛亮使出了漂亮的空城計,嚇退了司馬懿,這是一個膾炙人口差不多中國老老少少的人都能說得上來,但你是否知道故事中包含的深刻的博奕的道理呢?
首先,諸葛亮此時已是身處絕境,逃又逃不遠,戰又沒有兵,空城計是無計中生出的計。而諸葛亮此時仍是十分沉著,他有自信司馬懿會中計,他的憑藉是自己從不犯險的一流的聲譽,他的憑藉是他對司馬懿的瞭解,司馬懿跟他一樣在行兵作戰時也是謹慎小心,也是從不犯險的一個人。
此時戲開場了,司馬懿帶了二十萬大兵到了小小的西城,他看到的是一片寂靜,城門大開,兩個小僮在灑掃,諸葛亮在城樓上微帶笑容,全神撫琴,看到這樣的情景司馬懿大驚!三國演義寫得真是好!此時大驚的居然是司馬懿。此時司馬懿的兒子催促父親進兵,可將諸葛亮手到擒來。但司馬懿說:「亮生平謹慎,不曾冒險,今大開城門,必有埋伏!」其實此時,他本身的謹慎因素在發揮作用了,而山谷裡蜀兵虛張聲勢,引起的塵土煙霧升了起來。司馬懿心虛了,撥轉馬頭就逃。這裡諸葛亮利用了自己一生謹慎的聲譽,而司馬懿並不知道他的底牌,而司馬懿也是一個不肯犯險的人,這一切因素加在一起諸葛亮才避免了失敗被擒,這樣的虛張聲勢也是博奕的一種「計」,但不能經常用,這裡利用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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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的不平等。諸葛亮知道自己無兵,而司馬懿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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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拙。諸葛亮無兵,所以索性將兵都藏起來,也不讓老百姓留在街上,裝出一過鎮定有理化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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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戰。諧葛亮了解司馬懿,知道他也是不敢犯險的謹慎的人,據此,諸葛亮才敢用此計。
我們常說諸葛亮料事如神,其實諸葛亮是博奕論專家。在一個已知的前提條件之下 (條件設定) 去分析參與博奕各方的利益所在、長處和弱點、性格特徵等等,而預先分析出各方的反應和行動,這就是「料事如神」了。很多事情講出了答案,是一點懸疑都沒有了,當然也沒有了神秘感,你也可以料事如神。
「博奕策略 – 重貼」 ( 12 )
「智豬博奕」( C )
很多網友大概都不知道上世紀六十年代發生在中國農村的事,也許有人知道1959,1960,1961發生了「三年特大自然災害」(這是當年官方的標準說法),農村裡餓死了幾千萬人,實際是怎麼一會事呢?
當年毛澤東主席一心一意從「一窮二白」過渡到共產主義,農民土地都集體化了,種植什麼由幹部決定,農民早晨聽鐘聲召集出工,跟著隊長去大田裡勞動,做一天記十個工分,沒有獎勵機制,然後在收獲以後按照每人的勞動積分來分配,以上就是「設定的條件」。
此時農民的最佳選擇是什麼?是找個地方躲起來睡覺,盡量減少自己的體力消耗,他們假定其它人會完成田地裡的工作。
由於收成是遙遠的,幾個月以後的事,而未成熟的農作物就在他們手邊,所以他們的次佳選擇是偷未成熟的農作物,在田地,那是公眾 (公共) 的財產,偷到家裡,就成了自己的東西了。
所以偷懶和偷盜成了人人都在做的天公地道的事,包括基層的小幹部,不但容忍 (他實際上管不了大群的人), 而且自己也是採取同樣策略,最後田地荒蕪,到收成時顆粒無收,所以那幾年的所謂「特大天然災害」,實際上是策略失誤。城市裡的工人中,也在發生相同的故事,所以國家才搞成那麼窮。我是經歷過那個時代的,挨過餓,我見過草草下葬的農民瘦削的屍體,人命是那麼地低賤!毛的荒唐政策,是我一生中最深惡痛絕的回憶。
今天共有兩篇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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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有一段時間北京的領導很欣賞歐洲社會民主黨的路線,這位徐先生說事有名有姓有時間有地點,可信度還是相當高的。
網友轉來的文章
徐滇慶:三個代表的由來
發表於2023 年08 月07 日
「被迫上壘,選修《資本論》」
眾所周知,毛澤東是新中國第一代核心,他的旗幟叫做毛澤東思想。鄧小平是第二代核心,他的旗幟叫鄧小平理論。江澤民是第三代核心,他的旗幟是“三個代表”(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的人民)。可是,許多人並不瞭解“三個代表”的真正意義,更不知道“三個代表”是從哪里來的?我在這裏提供一個獨特的版本,僅供參考。我無心嘩眾取寵,更無居功自傲之意。也許“三個代表”猶如黃河、長江一樣,有多個源頭,最終彙集到一起奔流向東,不妨一併拿出來,相互印證。
我於1984年進入美國匹茲堡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經過二年艱苦努力,我終於攆上了博士班同學,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進入專業課階段。按照匹茲堡大學的規定,要取得經濟學博士必須選一門經濟思想或經濟史的課程。由於我的英文基本上是自學的,水準很爛,翻開經濟史的教科書,看到一大堆陌生的英文姓名,心裏發秫。我在選修課程的清單中發現了《Capital(資本論)》,心想,雖然在國內也沒有學過《資本論》但是畢竟在紅旗下長大的,對《資本論》一知半解,也許比別的課程好混一點。
開學了,在《資本論》的課堂裏坐了十幾個學生。Huston教授是很出名的研究馬克思的專家,他有一把很漂亮的大鬍子,有點兒像恩格斯。他開的《資本論》是一個系列,學士課程講《資本論》第一卷,碩士課程講第二卷,博士課程講第三卷和馬克思的相關書信、論文。有好幾個同學從學士課程開始,已經是第三次追隨他了。教室裏只有我一個中國學生。Huston教授上課前很友好地和我點點頭,要求學生們預習一下《資本論》第三卷的前三章。
我到圖書館借了一本英文版的《資本論》第三卷,按照Huston教授的要求開始預習。我的媽呀!快100頁!《資本論》出版於1894年,距今100多年了。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剖析了資本運動的過程,論證了價值、貨幣和社會運動的本質。馬克思的文筆非常好,可是在有些章節中十多行字沒有一個句號,讀起來很費勁。我不斷地遇到生詞,有些連字典上都查不到。努力奮鬥了一個小時才看了3頁。倘若這樣下去,期末考試必死無疑!我靈機一動,跑到東業圖書館找到了一本中文版的《資本論》。對照著看,閱讀速度快多了。因為在考試的時候我必須寫英文。如果我寫中文,Huston教授看不懂,肯定給我不及格。我拿中文版當做字典,反過來看看相對應的英文單詞。連蒙帶猜,用不著查字典了。
「哪個是原版」
看著看著,發現了一個大問題:英文版的某些段落在中文版上不見了。其中就有“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的人民”。
我跑去問Huston教授:“英文版的《資本論》是不是原版?”
在我的印象中馬克思是德國猶太人,他寫的原版應當是德文。我以為必須根據德文版才能判斷英文版和中文版孰是孰非。Huston教授答道:“馬克思的《資本論》前三分之一是拿德文寫的,後面是拿英文寫的。馬克思的英文水準相當好。他在大英圖書館中查閱的資料大多是英文,引用的文獻和資料也都是英文。馬克思去世後,在恩格斯和馬克思的女婿法拉格主持下,把英文部分翻成德文,把德文部分翻成英文。兩個文本同時出版。因此,英文版和德文版都是原版。兩者並無區別。”
我問道:“為什麼在英文版中的許多內容在中文版中被刪掉了?”
他笑著說:“你是我的教室裏的第一個中國人,我估計你會有許多問題。我給你幾篇文章,看過之後再來。”
「考茨基和列寧的爭論」
我看了Huston教授給的幾篇文章,恍然大悟。在恩格斯去世之後,第二國際的領導人是考茨基,他和來自於俄國的另一名執行委員——列寧發生了劇烈的爭論。列寧主張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考茨基引用馬克思的話批判列寧,說他不學無術,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不贊成把人群劃分成不同的階級,更不贊成搞無產階級專政。他引用最多的就是馬克思說的“三個代表”。
考茨基是個大學者,連列寧本人都承認考茨基是馬克思、恩格斯事業的理所當然的繼承人。在這場辯論中列寧明顯地處於下風。可是,列寧領導的俄國十月革命成功了。列寧寫了一本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痛批考茨基,報了當年一箭之仇。1924年列寧去世之後,史達林剷除群雄成為唯一的領袖。他為了表示正統,下令編撰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全集。由於考茨基曾經大段引用馬克思的話來批判列寧,如果讓人們讀到考茨基的話,必然有損列寧的形象。怎麼辦?史達林的處理方法非常簡單粗暴,下令乾淨俐落地刪掉了馬克思原著中所有涉及到這場爭論的話。
1950年,中國共產黨決定成立馬列編譯局,準備出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全集。前蘇聯駐華大使尤金約見毛澤東,轉達史達林的意見,希望社會主義國家保持團結一致。毛澤東何其聰明,立刻表態,堅決保持一致。中文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文集完全照俄文版翻譯。也就是說,在中國幾乎沒有人知道馬克思講過“三個代表”。
「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的重大缺陷」
其實,弄清楚這段公案,對我的考試並沒有多大好處。我經常跑去請教Huston教授,他給了我一個選擇,或者參加期末考試,或者寫篇論文。我選擇了後者,認真地寫了篇論文,討論無產階級專政和全民黨。
在論文中我指出,在奪取政權之前,革命黨需要號召群眾投身革命,因此把人群根據經濟地位區分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從而最大限度地把窮人動員起來,通過武裝鬥爭奪取政權。但是革命成功以後,革命黨變成了執政黨。如果繼續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的口號勢必陷入自相矛盾之中。列寧判斷資產階級的準則是:掌握生產資料,攫取剩餘價值。如今在社會主義國家裏掌握生產資料,攫取剩餘價值的不是別人而恰恰是共產黨自己。掌權者很容易腐敗,絕對的權力意味著絕對的腐敗。有無產階級就一定要找出資產階級。按照這個邏輯毛澤東提出來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毛澤東在1962年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為了清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必須搞文化大革命,而且要七、八年來一次。
文革已經讓中國人吃盡了苦頭。實踐證明,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存在重大缺陷。這條路走不通。馬克思提出三個代表,根本就沒有提及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在取得政權之後,如果再提階級鬥爭就是在挖自己的牆角,跟自己過不去。在取得政權之後,執政黨必然要改變口號,代表先進生產力,代表先進文化,代表最廣大人民。壓根沒提代表無產階級。如果堅持談階級和階級鬥爭,鬥爭的物件就是自己。三個代表的核心就是否定階級,否定階級鬥爭。從此以後,再也不提誰是資產階級,誰是無產階級,大家都是共和國的公民。
「找不到英文版的《資本論》」
在1988年,我第一次回國,在拜見薛暮橋的時候,我提起英文版和中文版的《資本論》不同。他對此很有興趣,詳細地詢問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後來,他向陳雲談起此事,陳雲只回答了三個字:“我知道。”再也沒有下文了。
1995年8月,在上海召開了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國際學術會議,劉吉給我很大的支持。在閒聊中我和劉吉提及此事,劉吉非常敏感,要求我詳細地介紹考茨基和列寧爭論的要點。事後他向江澤民彙報。江澤民的英文很好,立即指示拿一套英文版的《資本論》來,他要親自看一看。中央辦公廳找遍了中央政策研究室、社科院、國家圖書館、北大圖書館都沒有找到英文版的《資本論》。迫不得已,連夜電令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用外交急件送一套英文版的《資本論》回北京。不能不佩服當年輿論管制的嚴格、徹底,連共產黨老祖宗馬克思的《資本論》原版都不可能成為漏網之魚。
在我臨上飛機返回加拿大的時候,接到劉吉的電話,問“三個代表”在《資本論》第三卷的哪一頁?因為是科班學的,記憶深刻,我大致上還能記得住,回答之後就登機了。
第二年4月,我回到北京後給劉吉掛了個電話。劉吉聽說是我立刻說:“教授,向你致敬!”
我莫名其妙。好像我啥都沒幹,如此鄭重其事,至於嗎?
劉吉問道:“你這次回來要呆多久?”
“二個月左右。”
劉吉說:“好極了。我和王滬甯同志要出趟差,回來之後馬上和你聯絡。”我搞不清楚劉吉和王滬寧去哪里,搞什麼名堂,好像挺神秘的。
「劃時代的里程牌」
隔了半個月,劉吉派車把我接了去。劉吉說:“總書記派王滬寧和我去北歐考察,和社會民主黨恢復了關係。當初我們批判赫魯雪夫全民黨和階級鬥爭熄滅論,現在看來,批錯了。瑞典、丹麥等國社會民主黨執政,社會穩定、經濟發達、貧富差距很小,他們更貼近真正的社會主義。”
王滬寧說:“我們應當回歸馬克思,代表大多數人,代表先進文化,代表先進生產力。不應當把民眾劃分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更不應該搞無產階級專政。”
他們說,按照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將不斷產生新的資產階級。毛主席說過,每七、八年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從1976年文革結束算起,到1995年,快20年了,早就超過了毛主席說的時間跨度。我們遇到一個重大的理論挑戰,要不要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
劉吉解釋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面。如果說我們代表無產階級,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那麼,就一定要找出資產階級來。在取得政權以後,毫無疑問,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勢必要清理階級隊伍,把大大小小的幹部都揪出來,戴高帽子,遊街批鬥。文化大革命就是這樣來的。在文革中大字報、大批判,造謠污蔑,栽贓陷害,把國家搞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不在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難道我們還要天下大亂,再折騰一回嗎?”
我說:“其實,大家心裏都明白,最近幾年我們到底是不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四個堅持天天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只有堅持党的領導這一條是真的。其餘各條,隨便說說罷了,千萬不能較真。如今是打左燈,朝右走。”
劉吉很認真地說:“提出三個代表,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既然我們不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當然就不能說是無產階級先鋒隊。改變黨的性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王滬寧說:“我完全贊成,但是,許多老同志還健在,恐怕他們轉不過這個彎來。提出三個代表就翻開了歷史的新篇章。從此以後,我們不在群眾中劃分階級,既沒有資產階級,也沒有無產階級,當然,更沒有階級鬥爭。至於說共產黨是不是無產階級先鋒隊,不提為妙,放一放吧。擱置的時間越長,支付的成本越低。”
他換了一個話題:“徐滇慶,馬克思的英文真難讀,你是怎麼讀下來的?”看來,他在讀《資本論》的時候也吃了不少苦頭。
我無奈地笑了笑:“考啊考,老師的法寶。如果不是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頂,我才不會去啃一百年前的英文。”
劉吉問:“你考得好嗎?”我說,沒有書面考試,而是交了一篇論文,Huston教授給了我一個A-。王滬寧說:“能不能把這篇論文給我看看?”
我說:“算了吧,我的英文寫作慘不忍睹,既然你要看,我就拿中文再給你寫一遍。”
劉吉很認真地說:“總書記高度評價了你的貢獻。在我黨轉型探索中,你參與了其中很重要的一環。這個彎轉得很大,只能轉好,不能轉壞。只能慢慢轉,不能轉得太急,弄不好會翻車。因此,請你在這個問題上對外講話要有分寸,儘量少講一些。如果你有什麼新的觀點,可以交給我。我會立即送給總書記和常委會。”
事後,有人說:“弄了半天,三個代表是你提出來的。”
我回答:“瞎說!那是馬克思說的。怎麼也不能算到我頭上。再說,我也不是先知先覺,主動去探索,完全是瞎貓碰上了死老鼠。不過,老天爺安排得很巧。如果我不去匹茲堡大學讀博士;如果不是博士學位要求我選修一門經濟思想課;如果我的英文很棒;誰會拿個中文文本和英文反復對照?如果沒有發現許多馬克思的重要觀點在中文版當中被刪掉了,三個代表以什麼形式出現就很難說了。如果不是碰到了劉吉,而他和王滬甯正在為江澤民解套,我的發現只不過是飯後茶余的談資罷了。當然,如果不徹底揚棄階級鬥爭理論,改革開放也許會走一段更長的彎路。我的貢獻僅僅是讓總書記知道,在上個世紀90年代,在國內連套英文版的《資本論》都找不到。”
「博奕策略 – 重貼」 ( 11 )
「智豬博奕」( B )
如果我們將籠子裡設定的條件改一下,我們發現我們能預見豬籠裡大豬和小豬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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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每次按鈕以後出來的食物量減到極低,大豬小豬都不願去按鈕了,而是守著食槽餓死。無論大豬還是小豬去按鈕,放出來的食物都被守著的吃光了,所以大豬小豬都不願意去按鈕,當然這是理性的智豬的行為,在實際生活中哪一隻豬忍不住餓了還是會去按鈕的,但回來一看食物都已吃光了,結局大概是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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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種設定,我們將每按一次送出的食物量加倍,結果是大小豬都可能去按鈕,取決於誰先感到餓了,而因為食物充裕,他們不需經常去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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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方案減少食物量。將按鈕跟食槽的位置移近,此時大、小豬都要爭著去按鈕並搶著吃食物,現代的養豬場用的就是這種方法,豬躺在那兒,無須移動,祇要用鼻子去頂一個開關,立即有少量食物流出,食物不會浪費,豬不運動,長得快些、肥些。
在我們的實際生活中,「智豬博奕」是很有用的,我們設定一個機制,得到預期的最積極的結果。
例如公司的獎勵機制,如果福利、獎金、紅股太多太大,不但成本太高,公司負擔不起,而且成效也不一定高。
例如「智豬博奕」中的增量方案,而如果獎勵太小又是個個有份 (不勞動的小豬也有一份),一度十分努力的大豬也不願意做了。最好的激勵方法就是減量加移位的方法,鼓勵員工之間競爭,獎勵做得最好的,此時能達到最高的成本效益 (獎金也是成本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