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網友 – 杰克
今天共有三篇網誌，標題是「回應網友 – 杰克 及 Tommy」及「電的旅程 ( 251 )」。
杰克兄：謝謝你5月23日留言。
每當我們覺得工作壓力很大，甚至感到不快樂的時候，先要冷靜地想一想，自己有沒有其它選擇？如果沒有其它選擇，就要有一種自嘲式地開解自己的新的思維方法，例如，我雖然辛苦，但比起更多其它的人我的工作算是舒服的了。又譬如：我雖然辛苦，但我工資很高，工作也應付得來，我的現狀算是很好的了。甚至可以想，我現在是一個會計文員，五年後升上合伙人，就可以指點手下的人，總之在任何崗位，都要有一種思維來肯定現狀。如果又不滿，又不能改變，自己徒然受壓力，不開心，這就是所謂「正面思維吧？」每個人學會正面思維，滿足於現狀，追求更好，才是正確的心態，否則自己受苦，於事無補。
政府太多介入，是否一定更公平呢？也未必，所謂一法立，一弊生。
以前政府僱員每年又是升級，又是加薪，退休有長俸，公務員有特權，對其它人公平嗎？現在也在改。英國某城市，曾有消防員罷工，要求大幅加薪，受到全城杯葛，有餐廳貼出告示：「不招待消防員」，最後罷工灰溜溜收場，所以不應讓工會來左右政府的政策，工會祇代表特定階層的一小部份人的利益，政府要衡量全社會的總體利益。
在自由市場的制度下，還是主要由無形的手運作比較好，有形的手常常會做錯事，或者自以為公正嚴明，結果並非如此。
今天的香港十分富裕，通街都是百萬富翁，因此貧富不均問題凸顯，要求照顧和幫助弱勢社群的聲音高漲。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整體社會要貧窮許多，大多數人都在為口奔馳，自己都生活艱難，不會想到怎麼去幫更苦的人。回到十六、十七世紀，不要說中國，就是歐洲也經常因為天災餓死人，並不關乎勤勞或懶惰，旱災來了，最勤勞的農夫，家裡也可能有小孩餓死，那是因為生產力低。全球的人可以不必為吃飽操心，也才是近百年裡的事。政府的政策重心應該是鼓勵投資，鼓勵創新，大量投資教育，生產力發展了才能更好幫助弱勢社群，不能讓福利拖垮了經濟，高稅讓人不願工作，制度就出問題了。
跟你討論很有得益。
祝
好！
DPZ Blog
老師
由閣下的文章知道你投資中電多年，增長平穩可觀。
十多年前的存款利息比現在高很多，那時投資公用股和定期存款的取捨是怎樣計算。
請指點。
謝謝。
老師：
真多謝你的回覆！這類話題是很有意思的，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您說的道理也是事實，但時代不同了！不要怪我長氣，我只想讓您了解一下現時職場現象。
至於正面工作心態，其實我所講的會計師都是我大學同學或同事的經歷，我不是會計中人。個人能力及態度重要，但現時“識走位”更重要。同樣是會計師，一個會考八優，一個極平凡的，前者香港大學畢業再考入四大，試過連續六十小時不眠不休，捱剩半條人命，結果五年後轉做金融從業員。後者，家境富裕，赴加留學後，加入加拿大四大，朝九晚六，隨中國經濟起飛，那邊極需要懂中文又可回北京工作的人才，結果成為北京分部合伙人。我不肯定他們各自的工作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香港入四大而成為合伙人的人，我那班本地畢業的精英中的精英，暫無一人。是他們的問題，還是香港的問題？
知道嗎？內地四大為何較香港好？內地官二代富二代都明白做會計，做律師是英美強國主流，所以都向此專業發展，但一入四大實習，別說半條人命，動半條頭髮，他們的父母親都會大發雷霆。因此，很快就有勞動法保障勞工的工時，而四大更是被嚴厲監管的機構之一。
十幾年工作經驗，由一窮二白的畢業生到今天可以隨時向老闆遞信，雖是努力，也是幸運，而且運氣佔的比例很多。我不會覺得向上流就一定要捱到死去活來。健康是無價的，大企業賺大錢，而讓社會承受一大筆醫療債務，那是不負責任。香港的向上流模式是會迫死人的，四五十歲就會五勞七傷，我會計朋友，年齡只大我半年，但頭髮已稀疏，彷彿大我十年。
我喜歡買樓，就是想活得穩定有尊嚴，讓下一代也不會為五百尺而喪失尊嚴。在私人機構或政府機構，很多人都是上到中高層就把真話藏心底，屁股指揮腦袋，只因丟官代價太高。我認為要不讓人牽着鼻子走，就得減少負擔，財政獨立，人家自然無可奈何。若是香港的打工仔都是這樣，四大這類可惡的企業也不能如此刻薄。
或者老師會說這樣的社會，打工仔就會失去動力。公司會有制度辭退賴人。此外，我所追求的不是要朝九晚五，而只是合理工時，最小不要朝九晚八還好像是對不起公司似的。最小不要搞到份工比一切都重要。此外，大部分人是有廉恥的，所以對自己也有金錢以外的要求，工作不一定只看錢。我公司內表現得最好那兩個同事，家境也很不錯，是已上岸之人，常是我的榜樣。
其實，我是在香港絕無僅有的良心機構工作，只是我喜歡居安思危。若是在四大，恐怕連看老師的blog也沒時間了！
祝 好！
杰克
arhonlam 講的情況頗有同感，本人原本從事特殊學校的教師，看著原本穩定的行業變成極艱苦及不安穩的工作，由於人口減少導致的縮班外，更大的遠因是外界普遍的工資十年來每況愈下，令原本十年前被認為沒有前途的工作，變成相對高薪的職業，除吸引了不少畢業生希望加入外，更令原有的人難以轉職。而現時不少教師的工時基本已是朝八晚八，長假期照樣要工作外，在家中更要全天候在內聯網內回應高層及同事的電郵及工作，更有些人為了討好上級，甚至在機構過夜或在假期仍照常工作，令有家庭及子女的同事感到極大壓力。
結果不少教師在高壓的工作情況下，導致身體、情緒、精神或家庭的因素而離職或提前退休，更有少數的無良機構用極權及卑劣的手段來排斥異已(或謀取私利，有關的灰色地帶或黑暗處，在社會早已有之，在學校發生亦不用驚訝)，早年曾有新聞報導有教師成功控告其機構損害其精神健康而獲得賠償，但極大部份其他類似的情況，因為沒有足夠証據，無法得到合理的申訴機會，而教協在有政治背景及只能作為非專業的工會(如醫生或律師等公會)，除了只懂得向政府聲討外，對辦學機構毫無約束能力，變成只是懂得向政府追討薪籌利益的團體。
另外新入職的空缺減少，除了北區的學校因為雙非學童增加，大部份學校只會請某些專科或術科教師，在特殊學校更往往只聘請這些術科教師，無論是否有這需要，更令一般教師難以轉職，而有年資及經驗對教師更成為負累，因為如沒有突出的工作表現更難以找到工作，只能以日薪代課或短期合約的方式找一些合約的教席。
在特殊學校方面，有部份越來越走入岐途，不斷更改及設計的新課程來達成政積工程，完全忽視曾學習過的教學理論及知識，及有關特殊學生的能力及未來生活職業技能的需要。在我最近代課的特殊學校，曾請過兩位教育專家到校，一位自稱曾在本港名校任教，及後到另一家band 5學校任教的專家，在其努力下令學生成積飛躍進步，在完全無視正常學生與特殊學生的區別下，聲稱特殊學校的學生可以學習正常學校的課程，更謂在現時的學校的發展，對教師的年資已經不再重要；而另外一位港大的老外教授，在經過其教學觀察，給予了是人都能作出的評價後，聲稱該校的課程優良，但學習的難度應該因應特殊學生的能力作出調整，其結論本人深感認同，雖然我想信這些評價，在略資深的教師中都可以給予相同的講法，但可憐的是在幾十人的團隊中，不但無人願意表態，甚至得不到本地專家的合理評價，而只能在老外的口中聽得到些微是人的說話。
誠然我相信本港仍然有不少優良的特殊學校，有些更全心全意為學生付出的教師在努力奮鬥，希望他們能繼續發光發熱，至於其他的權術家，也只能說這是社會生存之必要吧!
在極度汏弱留強的年代中，M型社會似乎是已發展地區的普遍現象，將有心無力及無心無力的人淘汏後，究竟社會是否有更好的進步的過程，定抑或是衰落的徵兆，似乎"大前研一" 只講了作為未來精英的必然之路外，而其他作為平民百姓的留蟻，在現時政府給予巿民的教育不平等機會看來，只能接受社會必然發展所給予的宿命吧!
從個人的角度拉到好遠，再看回環球的社會發展，人口老化的發展已導致日本、歐洲的模式都已出現問題，美國在霸權下暫仍能維持其風光，但其人口結構的變化已令其出現首位黑人總統，未來會否出現拉美化，而導致霸權末落仍有待觀察，但暫時熱錢似乎只願意流入美國；現時中國在飛速的發展後，已經隱然成為全球及人權組織的公敵，中國發展的巨大落差及不平衡，加上西方的圍堵所造成的各種內憂外患，政治因素導致各種負面因素，其實間接令到股巿的風險大增，尤其近年港股的表現落後，除了巿民的生活質素有關外，不穩定的因素亦或有影響，如果現時已是最壞的情況，以現時的恒指的巿盈率計，則現在是投資港股的良機，否則可能在負面因素未消失前，將會有極長時間只會大幅上下波動了，未知張老師可同意?
張老師在這裡說, “……回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整體社會要貧窮許多，大多數人都在為口奔馳，自己都生活艱難，不會想到怎麼去幫更苦的人。回到十六、十七世紀，不要說中國，就是歐洲也經常因為天災餓死人，並不關乎勤勞或懶惰，旱災來了，最勤勞的農夫，家裡也可能有小孩餓死，那是因為生產力低……", 對於張老師說的50年代的貧窮, 我也有些體會, 記得當時每人每月都有定糧供應, 而我們家裡是經常有定糧不夠的情況發生的, 張老師又說, “……政府的政策重心應該是鼓勵投資，鼓勵創新，大量投資教育，生產力發展了才能更好幫助弱勢社群，不能讓福利拖垮了經濟，高稅讓人不願工作，制度就出問題了……", 由這段話, 我仿佛看到, 我們還有許多有識之士, 還有希望的曙光, 小小體會, 僅供參考, 謝謝!
這篇文章寫得好!!!
清風不識字 – 許楨
土地問題房屋困局因稅制不公
(2013年05月31日)
【am730專欄】香港又踏入報稅季節，作為本地稅收主要來源的中產，每每為此頭痛。隨著近年香港社會及政府，對貧富懸 殊、在職貧窮、貧困兒童、低收入移民家庭、族群同融，以及特殊教育的關注與著力，反而凸顯了中產經濟壓力日重，社福支援不足的窘況。既看到中產苦況，卻又 解決無從，說明官僚固有思維，以及現行稅務及財政教條，成為中產解困的制度性障礙。假若不作徹底改革，不獨中產「上流力」日降，緊隨其後的「M型社會」， 會造成收入結構惡化，整個社會經濟體系終將變得鬆散乃至瓦解。
無論大眾是否認同港府的扶貧政策，自回歸以降，特區政府對貧窮、養老、工資、工時等問題的重視遠超殖民時代卻為事實。無論特區政府是有意為之，還是被公民 社會拖動向前，上述施政方針調整，正是從殖民管治向本土政府的職能轉變。必須注意者，一方面，特區政府將支援中等收入家庭，與扶助貧弱分開處理；對兩者的 重視程度，亦難以同日而語，便大有可能捉錯用神。
就日、韓經驗觀之，強化並擴大中產，不獨阻緩階級下流，而為基層上流拓闊空間。中產旺盛消費力，而非上層龐大資產累積，才是滲漏效應的原動力。另一方面， 對殖民時代稅務體系照單全收，不獨從未全面檢視其歷史源流與設計特點，更不斷強調表面優越，實質具有欺騙性的低稅率，必然吞下殖民體制之苦果而不自知。
英國殖民地多由商行推動建立，東、西印度公司嘗在新、舊大陸五洲三洋長期代行政府、軍隊職能。現代英語裡「merchant ship」具商船、賊船與軍艦三重意思。歷史上，香港「輕徭薄賦」本為以此作中轉的貿易、金融企業而設，對本土經濟發展、本地民生改善，幾不作政經承擔。 及至港督麥理浩因對華政治判斷而作大規模社福投資、公共建設，所造成的財政缺口再由高地價填補。
由此觀之，李光耀及繼承人最值得稱道者，並非以遠比香港少的人口及經濟腹地，更大幅度地提高收入、改善民生；而是將一個政治、經濟、法律和香港相近的殖民 體制，經過數十年的演化，蛻變成自由雖稱不足，但國民生活保障及發展機會得到高度重視、有序培育的「類社會主義國家」。社會資源的集中再分配，在不斷提升 新加坡作為小型開放經濟體的競爭力之餘，亦強化了社會整合度及發展潛能。經歷體制改革，今天的新加坡不只動能，其位能亦大幅超越香港。
誠然，新、港體系根本差別在於土地房屋政策，而土地政策直接而深遠地影響到資源再分配、再平衡。無疑，「組屋」從概念到實施都限制了市民競爭與選擇，不合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教條。「組屋」使到新加坡以經濟政策、公營機構和公共投資為核心的發展路向得以施展，其主要稅收俱由經濟活動帶來。即便經濟效益、發展潛 力由執政黨壟斷，亦得以高效地重投發展領域，形成推動國家向前的良性循環。(告別殖民——稅制篇)
中國經濟史博士，香港智明研究所總監，從事城市網絡研究。逢周五刊登
參考不同人的意見, 自己判齗!!!
可是，有報導指新架坡的快樂指數好低啊！
香港的快樂指數又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