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談
「有形的手與無形的手」(下篇)
凱恩斯理論確認是成立並實用的之後，國家有了合理正當的理由插手管理經濟，美元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宣佈與黃金脫鈎，美國以及其它國家都因為經濟衰退和戰爭，政府預算有大筆赤字，至此古典經濟學的兩大基石：貨幣的價值擔保沒有了，意味着政府可以隨意發行貨幣，而政府的平衡預算也沒有了，古典經濟學被世人拋在腦後。
政客和有權勢的人，可以利用操控經濟為自己謀利。許多國家的許多政黨，為爭選票開出種種福利承諾，甚至大幅減稅，造成經濟嚴重失衡，典型的可以用希臘作例子。
而歷史上更發生過兩次更極端的由政府主導國家經濟的試驗，叫做「計劃經濟」，一次是上世紀初列寧領導的前蘇聯的布爾什維克革命，土地和一切生產資料國有化，皇室貴族被消滅，國家在農村搞公有制農業，在城市搞計劃生產，結果是全國大肅條，逼使政府改行「新經濟政策」，允許部份私人經營，經濟才開始好轉。中國在改革開放前也試行類似計劃，也是以失敗告終。人是自私的動物，祇會在為自身利益工作時，才會最勤勞，最積極，最有創造性，一切貌似平等的平均主義的分配，結果是人人懶惰，經濟崩潰。
不論是古典的還是現代派的，即使極力主張社會正義公平的，經濟學家也都承認，政府干預越少越好，政府的指導必定是扭曲市場，可能是出於好意，限止這樣，限止那樣，但被限的生產力最後一定緊缺，造成價格更高的上漲。
美國聯儲局給自己定下的責任是兩個，一個是充份就業，一個是避免通漲，那是什麼意思？讓無形的手去運作，經濟不出事就不要干預，不要干預得太多，太緊，太細。
政府職責如能做到鼓勵人民創富，經濟繁榮，生活提高，弱勢社群得到照顧，已經是非常成功的了，不能因為自己權力很大，出於一個善良意願，要建立一個理想國度，後果就堪虞了。
中國要回到五十年前的計劃經濟已是不可能了，那祇有在所有企業，農莊都國有化的體制下才能做到，要尊重私有產權，政府最多祇能以國家安全或全民利益為理由，實行國家指導下的市場經濟。假如私人財產不受尊重，私人投資的積極性就會重挫，私人資本外流就會發生，行政手段越多，下有對策也越多，良好意願可能造成極惡的結果。
DPZ Blog
坦言集：中國轉變
中國的經濟政策正似進行大的轉型轉向。
鄧小平、江澤民時代是經濟市場化、私有化來推動增長，「少數人富起來」的口號代表了經濟的發展戰略。當時是求量不求質，為的是迅速經濟發展，趕上世界。胡錦濤時代是一個過渡，開始體會到量化增長的毛病，轉提出可持續發展，可是缺乏強大政治力量，未能扭轉市場化帶來的巨大變化，和對社會體制的衝擊，貪腐崇洋反成主流。
習近平時代還在開展，卻已是全面針對市場化的流弊作出調整。一方面進一步落實胡錦濤時代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更細化為環保及氣候變遷的具體政策，強制執行。另一方面，可持續的發展要求社會包容、社會平等與公義，便把少數人富起來的目標轉移為共同富裕，打擊貪腐，和精準扶貧。美國的政治壓迫以及新冠疫情，都使中國重新反思一直以來的發展戰略。
量化經濟增長在市場主導之下，必然隨利潤率的推移轉變，走上歐美非工業化、金融化的道路，帶來社會分化，經濟增長乏力，也導致種種政治、社會和生態問題。氣候變遷問題在全球已趨惡化，中國不能視若無睹，或以後發者要求特殊待遇。中國全球化經濟已與世界成敗唇齒相依，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者，便不得不承擔上國際責任。中國要捨量化增長，轉為質量、環保為主的增長模式。這也與共同富裕的政府干預、進行再分配的要求相配合。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顯示個人化市場政策的缺陷，即使一國自主的戰略，也不能防禦公共衞生全球化格局的衝擊，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便不能犯重商主義的失誤。為了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共同安全和發展，中國需走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把共同富裕的方針擴及他國。即使受到歐美反對，中國還可逐步的以區域合作發展，帶領各國抗拒「美國優先」的惡性攻擊。中國不應韜光養晦，也不能明哲保身，只能挺身而出，與其他國家人民一起捍衞世界的安全。
事實上，近年美國反恐失敗，軍事與經濟霸權衰落，新冠疫情打擊全球，美國以外的不少國家和社會已開始反思本國與世界發展的戰略與方向，捨棄資本主義的極端模式。歐洲以至南美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左傾，正顯示這樣的變化。在轉變中，中國是推動者，也同樣是會受益於其他國家的轉變，互動地共同進步。
研究所所長 陳文鴻